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往事钩沉）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四)

                                      

1. 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点，一九六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刘主席视察伊春特区"，林区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并在头版上附有毛、刘二人并排着一样大的照片。那时我就想，毛、刘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因为党内规定只能喊毛一人"万岁"，而现在出现了两个"万岁"，那怎么能行呢？！在封建社会如果出现两个"万岁"，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那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劲，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个大坏蛋"。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2. 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 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的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先给我增加了一付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就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的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分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刮，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地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文革的一些回忆录，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其实这些刑罚早在五、六十年代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就存..在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从小号里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还经常有时来，有时不来，只是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还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各派"红卫兵"组织夺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六二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要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后来听说,下放青年进入后发生过严重的武斗,死了不少人,还听说有的下放青年往苏联跑,被枪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要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一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为了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 我爱人家有一位亲戚，六七年作为下放青年就去了兴凯湖农场。八一年我和我爱人回北京过春节正好遇到他也是回家探亲，因为他与当地一个姑娘结了婚，不能再回北京了。当年下放青年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八0年在兴凯湖安家落户的青年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但是他却因为得了严重的大骨结病，不能下地干活，生活十分艰难，经济上多靠北京的父母救济，他的一个孩子就因为养活不了，一直住在北京的祖父母家，而他本人于八十年代后期，因癌症死在了兴凯湖农场。 现在报纸、电视台上介绍说，兴凯湖已经建成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确，大兴凯湖边是一片柔软的细沙滩，湖水清澈见底（我在时当年的情况），鱼产丰富，黑油油的肥沃土地，如果好好建设一下，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北国江南的鱼米之乡，一个难得的夏季避暑胜地。我真想在我有生之年旧地重游一下，沿着过去走过的足迹凭吊一下，这是我的一大心愿。 陈奉孝 二00四年五月。 [附]"四挖三查".  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亲吻（见后）

"四挖三查".  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亲吻

六八年全国上下又开展了一场"四挖三查"运动，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上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长水河农场就成立了"集训队"。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体育比赛前的什么集训队，劳改队在犯人当中成立的"集训队"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犯人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再配以各种刑罚，让你交待"余罪"。三分场的"集训队"由那位和杨黑子串通一气制造"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冤案的孙教导员一手抓，别的干部没有参与。
据三分场的一些老犯人讲，三分场原来的一把手叫李义山，二把手才是这位孙教导员，在"文革"前，这二人对犯人还不错，不轻易训斥犯人。"文革"一开始，两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终没有站起来，孙教导员在六八年大联合时站起来了，又恢复了工作。还听说孙教导员是伪满"国高"毕业。所谓"国高"，即在伪满洲国时实行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学日本的教育体制），东北过去的教育一直比较差，因此"国高"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大概跟现在的初中毕业差不多。可他老兄却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一点。这也难说，在劳改队的干部中间，他就算是一个"秀才"了。与"文革"前相比，这位孙教导员站起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通过学"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吧，对犯人非常狠毒。
"集训队"一成立，第一批成员就把我弄进去了，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还有一名叫叶鲁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长，六零年因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讲，笔杆子也能写。他本来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可是因为他一直瞧不起劳改队的这些土包子干部，顶撞干部出了名，这次也把他弄进来来了。他向我讲述过公安局内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因为不属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就不多写了。除我们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历反"，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历反"交待余罪，深挖社会上隐藏的叛徒、特务。那时候外调人员全国到处跑，经常有一些外调人员到劳改队来找在押犯调查了解、核实材料。
进了"集训队"后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肯定不是叛徒；二，家乡解放时我才十一岁，也不可能是特务，哪有十一岁的特务呀！三，共产党又没有给过我什么官当当，被捕前我还在念书，更不可能是走资派。那么把我弄到"集训队"来干什么呢？后来审我时我才明白，还是我那张倒霉的判决书把我害的。
"集训队"的犯人要挨个被提审，第一个就提审了我。
我一进审讯室看到孙教导员坐在审判桌的后面，旁边站着几个红卫兵（劳改干部子弟），离审判桌三、四米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板凳，我径直向小板凳走去，没等他发话我就坐下了。他开口问我："陈奉孝！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集训队来吗？"我说："报告孙教导员，不知道！"他冷笑一声说："陈奉孝！我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看过你的判决书，你不是一般犯人，二十一、二岁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头头、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还想出国叛逃，被当场抓获。在文革期间你有反革命言论、反革命预谋！"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纸接着说："这都是对你的检举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党的政策我们用不着对你多说，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两三分钟回答说："报告孙教导员！我判刑十五年，现在已服刑十一年多了，刑期已过了三分之二，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不过这一次我决心走抗拒从严的道路了，该加刑加刑，该枪毙枪毙，我认了！请你把检举材料拿给我看看！"说完了我就站起来想往前走并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的一下就把那打子纸拿起来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象怕我去抢似的。我笑了，并说："报告孙教导员，自从我被捕后，由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农场到长水河农场，光大的劳改单位就转了五、六个，至于劳改大队、劳改分场、劳改中队、小队，究竟转了多少个，我一时恐怕也说不清楚。可是政府干部可从来没有唬过我，你怎么唬我呢？你那是检举材料吗？你那是一打子白纸！"
任何一个被审讯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审讯室的门，一定会首先往审讯员坐的方向看，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例外。我一进审讯室的门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约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纸，我想这是作审讯笔录用的，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竟然说这是对我的检举材料！一打子纸是整整齐齐的，许多人写的检举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象一打子纸那么齐。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弄的他很尴尬，一时说不上话来。我就继续说："不错！你那上面有一张带字的东西，我敢断定那也不是对我的检举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我有反动言论、反革命预谋，这个中队能写检举材料的犯人不过十来个，能写出这麽多检举材料吗？"我为什么敢这样对他讲话？第一，我心里有数，"日记"问题根本没有收进我的档案里，如果在里面的话，绝等不到今天才来找我的麻烦。第二，自从在兴凯湖农场没收了我的日记后，在"文革"中我处处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没有乱说乱动，也没有顶撞干部，平时我跟别的犯人都很少讲话，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
他听我这样讲可恼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绑起来！"这四个红卫兵立刻就上来扒下我的棉袄，五花大绑把我绑了起来。退路是没有的。我也豁出来了，宁肯让皮肉吃点苦，我也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继续对他冷嘲热讽："听不少犯人讲，您水平多么多么高，多么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动刑罚，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他又下令："给他砸上镣子！"红卫兵立刻拿了一付四十八斤重的大镣子给我砸上了。到了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饶，那是自取其辱，我进一步揭穿他："孙得才！你被打倒刚站起来，想在我身上捞稻草立功，门也没有！今天我这一百斤陈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这么多人作见证，如果你整不死我，总有一天我要向军管会告你！"他说"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陈奉孝的骨头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来！"四个红卫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连脚镣子都吊离了地。这还不算，又拿来一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给我卦在了脖子上。那时我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把一百二十斤重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吊起来，不到五分钟我就昏了过去。他们还认为我是装的，一个红卫兵拿烟头烫我，见我没有反应，知道我是真昏过去了，再吊着已没有什么意义，就把我放下来，解开绳子，用一桶凉水把我浇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腰部怎么这么疼？低头一看，左肋上起了三个大泡，我看见那四个红卫兵嘴里都刁着烟，才知道肯定是他们用烟头烫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还留下了三个疤。
关于这付四十八斤重的脚镣和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须交代一下。
公安部规定的重镣是十八斤，而长水河劳改农场最重的脚镣是二十四斤。有一个叫刘化国的犯人，他原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名代课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刑三年，在"文革"期间又因为言论问题被加刑十年，成了"现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有一天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干部顶起来了，管教干部拿来一付二十四斤重的大镣子要给他砸上，他说："这付镣子太轻，你拿付四十八斤重的来！"管教干部就说："好！刘化国，你等着！"到铁匠炉找了一根铁棍，让铁匠截下一段称了称还不够四十八斤，又找了一小块铁加在一起当着刘化国的面称了称，整好四十八斤，然后就让铁匠打成了中间有三个大粗环的特号脚镣给他砸上了。一开始他还装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里一通收拾，他草鸡了，从此便留下了这付特号脚镣。在我戴这付镣子之前，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苏全树、叶鲁等人都戴过它。戴上它连炕都上不去，必须两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来。
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场时给一个逃跑的犯人预备的，它是用一些一寸多厚的湿桦木板钉成的，一米二长，一米宽，钉好后称了称，七十二斤重，钉这块牌子时我亲眼见过。这个逃跑的犯人（长水河农场原来的犯人，不是我们严管队的）被抓住后，就象美国西部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栓在拖拉机的后面拖回来的，等拖到院子里时，他穿的衣裤后面全磨烂了，后腰磨的直流血。回来后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里一个栓马的架子上，卦上了这块大牌子。后来孙教导员为了配合杨黑子破获那个捏造的"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将这块牌子弄到了三分场。
对姓孙的来讲，他第一个审我真可说是"出师不利"。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参与整我的红卫兵，他说："陈奉孝！你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言语之中，对我好象还有点佩服。
姓孙的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先让我回"集训队"。我披上棉袄，拖着这付重镣回到了"集训队"监舍，那些历反都吓坏了，他们害怕轮到审讯自己时也会受到同样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处被烟头烫烂了，穿衣服磨的疼的厉害，犯医给我找了点药膏抹了抹，又用纱布包了包，过了半个多月才好，但留下了伤疤。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总场场部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枪毙了一个叫赵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劳改期间继续搞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活动。为了对我进行"教育"，让我陪了一次绑。要知道"陪绑"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你不知道被枪毙的当中是否有你。参加"陪绑"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准备叛变，没等形成事实就被破获了，结果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都被枪毙了。他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参与策化这件事，也被判了十五年，因此他一直不认罪。在枪毙赵天震时，姓王的吓昏了，我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是否是枪毙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枪毙的人都戴着脚镣，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没有戴；第二，绑的方法也不一样，被枪毙的人绑的特别紧，脖子上还勒着绳子，防止被枪毙的人临死前喊口号，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绑的都比较松而且没有脖绳；第三，被枪毙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后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审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让我陪绑，不是枪毙；第四，枪毙一个人事先当然有一个审讯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宣判死刑马上就拉出去枪毙 ，而是宣判死刑后先把你关在死刑号里等待一段时间（那时没有上诉不上诉这一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再召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 ，以"教育"其他犯人，这些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惧，而姓王的根本不懂这一套（这恐怕与他没有多少文化有关）所以他被吓昏了。醒过来以后他疯了。  
过去我们的舆论工具总是宣传，我们对犯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对犯人绝不动用刑罚，绝不刑讯逼供，我们是要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等都被改造好了。溥仪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从皇帝到公民"，叙述他的改造经过。六二年北京市检察院的一位冯处长到兴凯湖四分场去蹲点，还特意给了我一本溥仪写的"从皇帝到公民"，要我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对于溥仪叙述的他自己的劳改经历的真实性，我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对那些战犯管理所的"高等犯人"的确是实行特别优待，这些"高等犯人"的生活待遇比起社会上的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要高的多。他们的所谓"劳动"，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打算利用这些人来创造劳动价值。共产党为什么要花钱来养活这些人呢？目的是为了对台湾国民党搞统战，在国际上搞宣传，因为这些人是"有影响的大人物"。象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虽然遭到了批判，但仍然给予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梁漱溟还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每月还给他一百元的车马费，共产党花这点钱是值得的。可是对一般的犯人怎么样呢？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文革"中监狱、劳改队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不少人写的回忆录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其实，这些酷刑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早就存在。
参加完了宣判大会回到"集训队"，孙教导员问我："怎么样？你对这次宣判大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受受教育呗！不过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多次了，我又没犯死罪，怕什么？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没有用！"看来姓孙的在我身上是黔驴技穷了，再把我继续留在"集训队"里已毫无意义，只会给其他"集训队"的犯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关了我两个多月就把我放了出来，但没有让我回"现反队"，而是单独把我送到了"历反队"（二中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再让我回"现反队"，那些小"现反"会把我当成"英雄"看待，给他们的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从"集训队"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过在"集训队"这两个多月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却没干活，这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欺软怕硬"可能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烦，你如果敢于跟他们硬碰硬，不论是犯人还是干部反而会对你有几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

("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节录）

【作者: sltao】【访问统计:】【2004年10月20日 星期三 21:21】【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