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往事钩沉）

韩三洲：“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读《张申府访谈录》- -

张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最早把罗素哲学引进中国的人。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一同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因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挥而被捕入狱70天，后经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抗战期间，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参与组建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8年10月，因昧于时局，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因此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逝世后，《人民日报》讣告称他为"党的老朋友。"
    
透过这寥寥数百字的简历，读者可以意识到张申府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上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他本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先驱人物。奇怪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本应耀目的历史风云人物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他的知名度，甚至还远远赶不上他的弟弟、今年四月刚刚去世的哲学家张岱年。十多年前，一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一本小册子《所思》，也流布不广，影响不大。因为那只是他三十年代初的一部旧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他藉藉无名，默默无声，大隐于闹市之中，历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记忆。1979年，也就是在大地回春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本书的作者，研究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的美国学者舒衡哲走进了北京西单大木仓的张申府家中，两人之间随后便有了长达五年时间、共计70多小时的有问必答的访谈，并重新"找回了一部关于记忆与失忆的的语言。"

1906年，13岁的张申府从家乡来到北京求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从此，他的人生道路，与许多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大致相似，都是有着许多的希望与憧憬，在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最终成为追求民主自由科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间，张申府曾经历过一次个人的人生危机，原配妻子分娩后去世，为摆脱丧妻之痛，他开始大量阅读所见新书，最后发现痛苦心灵的解药，竟是英国的罗素和缜密的数学。在这一点上，倒与他的朋友梁漱溟是相通的。后者则是在父亲沉湖自尽之后，透过佛学研究获得了心灵的药方。后来，这两位年轻人都通过个人的努力追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终生的好友。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对这两位年轻人均破格录用，先后邀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不过，张申府在访谈中承认，在革命的激流中，他只是同情者与支持者而已，最终也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在这方面，我很像罗素，支持正义，但同时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五四运动后，张申府开始用罗素的文字，提醒学生进行政治运动时，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通过政治来推动制度的改变，因为政治运动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它效忠，而可以禁止思想自由的话，爱国热情是一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张申府称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才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的唯一力量，这种"新思想"就是人的"内心解放"，是为了自己的"去思去想"。他甚至给胡适去信，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者的激进方式。即便是到了晚年，身处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张申府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实"、"话"、"中"》一文中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今天看来，张申府毕生所倡导的，不正是前几年理论界所争议的五四运动到底是"救亡"重要，还是"启蒙"重要吗？

1918年秋，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连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1920年10月，这三个创办者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1921年，他又在巴黎创立中共小组，是唯一的小组负责人。在张本人所讲述的历史版本中，共产党小组的出现，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相互熟悉的知识分子相互谈论出来的自然事物而已。诚如作者在她另一部《中国启蒙运动》中所指出的，张申府是另一个像鲁迅一样想"从别国窃得火柴，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三年期间，他为这个年轻的共产主义团体吸收到不少日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同志。张申府觉得自己在欧洲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地位，有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国的地位一样，而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也认为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不过，由于他的自负倨傲，目中无人，旅欧支部所领导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却投票将他驱逐出党，这是1923年2月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两年之后，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历史的一幕又再次重演，由于张申府傲视一切的工作作风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的立场，使他难以合群，便退出了共产党。自此，他不得不又一次独自上路，另辟蹊径，并永远只能成为党的一个同路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申府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缺乏作为革命代言人的理论准备。此后的三十年，他撰写了大量的启蒙文章来开启民智。不过，在此后的关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公开记录中，张申府便销声匿迹，在近80年的党史初始的宣传中，此人永远不再被人重新提起。公之于众的历史版本里 ，是一个以毛泽东（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为主而没有张申府这个人活动的故事版本；而毛泽东当年对北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是十分不满的，这一点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记述得很清楚。

少年共产党是如何将张申府开除的，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中，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录：

张崧年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当太上皇，理由是"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他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其间在德国的张崧年与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对方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开除他。中央执委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委表现出了独立性。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他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几次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纪律"，作出决议开除他。张崧年得知开除他的消息后，暴跳如雷，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他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不正是求仁得仁吗，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证明他要求退党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只不过要求少共中央执委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可不要小瞧了与张申府发生冲突的那个张伯简，他还是共产党早期几个理论家之一呢。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秘书何载回忆，1950年他到中南海时，毛泽东提出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谈话中提到的三个人之一，除去李达、艾思奇，另一个就是张伯简的著作《社会进化简史》。

在与舒衡哲的访谈中，张申府这样评价自己：一生中从未正式完成过学业，总是从一班跳到另一班；及到后来，又从一个哲学科目跳到另一个哲学科目；从一个女人跳到另一个女人；从一个政治活动跳到另一个政治活动。他坦言自己平生有三好：即好名、好书、好女人，但一生中也为这三好付出了不少代价。1948年10月23日，也就是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势如破竹般的节节胜利之时，张申府却昧于时局，大唱反调，在储安平主办的第5卷第9期《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导致结束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呼吁和平》，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刘清扬，1920年在法国巴黎追随张申府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此时，她鄙弃她的同居配偶和爱人，坚定地与人民站在一起，服从性的重复着《人民日报》所加诸张申府身上的罪名：叛徒、人民敌人和为虎作伥。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历史学家赵俪生是张申府的学生，他在《蓠槿堂自述》一书中，对老师有如下的回忆：

我18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的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的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谈什么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毛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毛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毛见面，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写作，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十年前的1992年，国内出版过一本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对此，张申府本人则将这一切都归于建党初期，他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所结下的个人恩怨。那是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到任后李大钊曾组织一些学生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当时张申府已留校作助教，因课程不多，就到图书馆的登录室帮李大钊做些事，也兼过代主任的职务，而毛泽东此时恰在登录室勤工俭学。张申府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迭图书卡片。"对此，新近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一点，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胡愈之这样形容说，"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经历，他与毛泽东在北大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有他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其不知这思想实一沉重包袱，不将此包袱丢掉，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之后，张申府才成为修正党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也是中共创始之初伟人们如何重新排列定位的关键人物。

这部书的作者舒衡哲，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并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有多种著述问世，国内10多年前曾出版过她的一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这部访谈录编排方式很有意思，不是传统形式上的传记文学，也不是循序下延式的人生访谈，而是将时空打乱，以迂回曲折、前后照应的方式来应证传主的坎坷经历，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去判断书中人物的生命轨迹，有哪些是真实的、扭曲的或者是令人置疑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这是张申府在第一次与作者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也是这部英文原版的书名。今天看来，这句话应该成为一句忠于真实历史的人生箴言。否则的话，正如书中所提示的，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很容易被歪曲和误读的。

《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 着 （美）李绍明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定价：18元
 

- 作者： sltao 2004年11月7日, 星期日 01:33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