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历史反思)

倪艮山回忆录：更残漏尽梦阑珊(中)

                                      

12．流放岁月

无情落差
    国家经委表面上共划了25名右派。另有内控及中右等若干，则不得其详。除划为极右以及病号、孕妇另有去向安排外，我们一行18名（其中女士2名）。于1958年3月29日，由保卫科干事石君"护送"，在前门老北京站登车去哈尔滨，再经密山到北大荒八五O农场。凌晨车过沈阳。年迈老父与妹妹，按我预告信息，赶到站台相送。在晓寒冷风中，匆匆数语，不胜悲凉，洒泪而别。
    4月4日从密山乘卡车去八五O农场所属云山畜牧场。在风沙中颠簸前进。由于道路翻浆，凹凸不平，车行吃力。下午抵生产一队附近，司机让我们下车步行，车载箱笼行李自行驶去。道路泥泞，举步维艰。直到暮色苍茫，才抵达云山。人们均已饥渴疲惫不堪。我望见一些人从山上背柴归来，个个垂头沉默，神色沮丧。一望便知是蒙难伙伴。霎那间一股悲凉蓦然袭上心头。
    待石君联系办完手续，场方已开过晚饭。我们新来乍到，只好吃点残剩的玉米渣子和咸菜了。由于住宿安排困难，我和两位伙伴只能睡在四面透风的伙房泥地上。炊事员拾掇利索后，我们从外面弄一些树条子和枯草，铺在湿漉漉的泥地上，摊开被子，和衣而卧。这时涌上心头的是，国家经委六楼上双人间的洁净宿舍。政治无情，从北京的六楼跌落到北大荒的泥地上。真称得上是天上地下的落差。好讲真话、说实话的嘴巴，使自己踏上风雨坎坷的人生驿路，蒙受最严酷的惩罚。当年谁也估计不到，这一惩罚竟长达22年之久。

插上红旗
    次日拂晓。一辆牛车拉着箱笼行李，我们徒步跟随。艰难地跋涉三十多里丘陵山路，才到目的地，生产三队的五栋房。它是背山面水的五栋土房。草皮垒砌为墙，茅草苫顶。房内用树条子和杂草搭成对面两排统铺。每人约有半米宽的铺位。我们像沙丁鱼似地挤睡其上。山脚下的小河，是我们的生活水源。吃饭要拐过山腰，穿越一片树林和有塔头墩的沼泽，去七栋房的伙房。
　　在生产三队住的伙伴都来自北京。包括国家经委、外交、一机、交通、财政、商业、高教、文化、人民银行、新华社以及军事系统若干单位。其中有外交部礼宾司长王卓如；国际货币专家孙方；对外文委丁耀赞硕士；著名电影演员郭允泰、管仲祥、李景波、张荧；剧作家沈默君；《世界知识》高级编辑谢和赓；名记者戴煌、朱启平、钱统纲、朱凤藻、肖离；中央交响乐团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小提琴主力苏风；特技摄影师戚玲；画家杨角；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美工师陈尔真；民革吴绍澍（旧上海付市长）；以及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侨胞等等。各路精英，荟萃一场，形成东北边陲荒原上一个知识分子密集的特殊群体。
    我们到五栋房不久，农垦部王震部长曾来视察，在七栋房山坡上对大家讲话。他仍称我们为同志，语多激励鞭策，听了很受鼓舞。
    我们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一座小水库。抬土筑坝，把山下小河拦腰切断蓄水。计划饲养鸡鸭。
    大家都想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充满向上干劲。用鹤嘴镐刨冻粘土，两人一担抬筐。为了多装，筐上垒筐，最多的抬三筐，至少有三四百斤。时常压折扁担。两人小跑上坝，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谁也不甘落后。我的肩头压得红肿。两腿劳累过力，早晨下床竟不会迈步。
    我和国家经委高敏一付抬筐，往来奔跑，表现突出。指导员刘文（部队专业军官）给予表扬，并插上红旗。
    每天吃玉米大渣子、小渣子，无副食，佐以咸菜。伙房把积攒的锅巴抬出来处理，大家一购而光。有人嚼着干硬的锅巴，觉得口感香脆，昵称其为"北大荒饼干"。
　　住的土房，四壁透风。屋顶漏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从房草间隙曾掉下青花蛇。睡的铺位，稍一翻身便被邻居挤占。常闹"边界纠纷"。我的紧邻，大尉作家沈默君曾戏说："我在北京家住14间房，现在只有55公分。我干吗要争这一两公分呢！"
　　为了自己动手解决副食，我们曾开垦一片坝田。砍去树木和荆棘。用人拉十几根绳套犁地，扮演了牲畜角色。地下的树草根须交错，铧犁寸步难行，干不多久，人已大汗淋漓。开垦了这片生荒地后，水库竣工，机构变动。未及播种，已人去地荒，又是蒿草萋萋了。
    有天深夜，大家正酣睡时，我被尿憋醒。出外小便。猛见伙房着火，房草已烧光，梁木支架正在燃烧。我高呼："着火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跑出来，抄起面盆等一切可盛水的器皿。从小河排成一列长队，传递水盆，向伙房泼水。折腾许久，才扑灭大火。如发现再晚，殃及宿舍，五栋房家园将毁于一旦。
    在五栋房修水库期间，虽然面对三关：生活艰苦、劳动繁重、精神上有压力；但指导员刘文尚能掌握政策，善待我们，有批评，有表扬，长于鼓舞士气。五一节甚至为大家组织文娱晚会，以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晚会上，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探戈"；一些女伙伴主动邀请刘文跳舞，均遭婉拒；李景波的单口相声和二胡独奏《良宵》，很受欢迎，赢得热烈掌声。这一期间的劳动生活，大家心情较为舒畅。遗憾的是，听说指导员刘文的这段出色工作，后来被场部评为右倾，而被下放劳动了。
    水库土坝筑起来了，被命名为"五一水库"。我和伙伴们陆续离开五栋房，安插到其他生产队。后来这座土坝，在遭遇第一个雨季时，便被冲出破口，不得不加以修补。

履艰历险
    我从五栋房分配到"十八公里"（地名）。因住房过挤，被安排在转业官兵宿舍靠门边铺。这些人对我冷漠，从不搭话，似乎没有这个人存在。他们来自南京，常模仿公交车售票员报站名，如"中华门车站到了，请下车......"还常谈夫子庙小吃，流露出对南京和城市生活的怀念情结。后来他们考虑，与我共宿有诸多"不宜"，而设法让我迁出。当时我琢磨，以政治在人群中强行划线，煽动对立和仇恨，给许多人造成精神创伤与心理裂痕。以后很难弥合，更难水乳交融、相处无间。其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生产需要，我们调动频繁，屡屡搬迁。人员经常打乱，重新组合。每次挪窝儿，都靠自己肩挑行囊用物，走数十里，不胜其苦。
　　农村的活路，接连不断。播种、薅草、间苗、夏锄、耪地、秋收、打草、割条子、圬墙、苫房、熏肥、脱坯、烧炭、伐木、修水渠等等。从春忙到冬。我深深体会了：农家无闲日，四季是忙人。
    在这里，忙累中还不时遭遇艰险。有一天我们在空旷豆田锄草。突然雷雨交加。一个霹雳在身边炸响，衣袖受到冲击波而剧烈抖动，硝硫气味刺鼻。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是旷野里的最突出导体，急忙卧倒于垄沟。瞬间又有霹雳在近处炸响。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感觉实在太惊险了。
    其后我们转移到东工区。每天涉过几百米水塘，用大钐刀打饲草。有天晚上接到次日突击麦收的命令。大家要磨镰刀。白天打草时，磨石都放在打草工地上。排长派我去取磨石。我在夜色中涉过水塘，靠记忆摸索到十几块磨石。返回时，天水茫茫，迷失了茅径。找不到来时的小路，心里有点慌乱。靠观望周边山形轮廓，几经来回转悠，才勉强摸回住处。指导员了解后说，草场夜里常有狼群出没，怎能一个人去呢！我听后惊骇不已，闹个后怕。
    麦收正值雨季，须抢时间突击。拂晓下田，天黑收工，称作"两头看不见，中间一顿饭"。机耕播种，田连天际。每人把十条垅。从打腰、捆个学起。往往前后拉开很远。指导员不时巡视检查进度和质量。我感到手忙脚乱。到收工时，胳臂、手腕都肿了，腰像折了。
    农活间隙，又去脱坯。两手泥巴，偏偏蚊虫、小咬肆虐，叮得眉头脸颊痒痛，又无法拍打，令人恼火。有一天骤降瓢泼大雨。排长金星（八一电影制片厂技师）胆小，不敢下令停工回队部避雨。附近空旷，只好呆立坯场，任风狂雨虐。这时，心头郁积沉淀的凄楚悲伤，翻腾奔涌，难以控制，藉大雨掩饰，痛哭一场。雨过之后，人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当然谁也看不出我的脸上在雨迹间的泪痕。
    在生产一队秋收时，因宿舍过挤，我被安排在马号睡觉。马的屎尿气味呛人。蚊虫、小咬、牛虻、跳蚤全面围攻。马嚼草料声彻夜不停，不时还有喷嚏声。这些搅得很难入睡，头晕脑胀。白天活计又十分紧张。折腾得几乎病倒。不亲历其境，难以感知其中况味。
    其间曾发生过两次山林失火。我们参加了灭火战斗。进入深山。追踪蹿动成片的火花，用树条子扑打；或赶在火头前面打防火带。战斗很艰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皮肤被划破，头发眉毛被燎，衣服被火星烧焦，大家全然不顾。甚至发生人员失踪。直到彻底扑灭山火才收兵。

完达山的冬天
    北大荒的十月，杂草枯萎，树叶由绿转黄，黄绿斑驳，或由嫣红染成暗赭。不知不觉中，多彩似锦的秋天，脚步渐行渐远了。我们奉命进入完达山。肩挑沉重行囊，沿着蜿蜒山路，跋涉六十多里，到达我们过冬的马架子。它是先遣伙伴为我们搭建的，坐落在山脚下，傍依一条缓缓流淌的清冽小河。周遭山峦环抱，林木蓊郁。马架子是三角形的大长窝棚，很像列宁在拉兹里夫的油画上的窝棚。它以长元木和树条子作构架，苫以茅草。两侧无窗眼，一端留个木板门。里面有对面两排统铺，铺以树条子和杂草。我们就挤睡在上面。统铺中间的甬道上，挖有四个坑，作为拢火取暖的火塘。在立柱上挂两盏马灯，以其昏暗微光来照明。关上门白天也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堪称"绝对黑体"。马架子以南，在稍低处靠山搭建一座土坯墙茅屋，作为伙房。在山坡上挖出二十多级梯径，与马架子相连接。在这深山野谷的孤零零的窝棚里，我们要度过漫长而凛冽的冬天。
　　我们十月进山，在十二月以前的两个月里伐木放树。三人一组，一盘大肚锯。这是危险性的技术活。不经培训，无人传授技术经验，全靠自己摸索瞎闯。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一些要领，例如伐树前要看明倒向，排除障碍，留退路，先拉下锯，后拉上锯，以锯交口控制倒向，等等。在生产上曾付出血的代价。进山不久，刘琛（中粮公司总经理）、施宗仁（国家经委干部）等不幸被树砸死。孙承武（青年画家）被伐倒的树冠"回头棒"打得头破血流。
    隆冬积雪没膝，朔风咆哮，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在山林中作业，眉毛、胡子、鬓角、帽沿、胸口等哈气所及之处，都挂上白霜。作业前先拢堆篝火，要及时烘烤双手，以防手指冻僵。午饭的玉米饼子和咸菜，由专人背送，也靠篝火取暖进食。渴了喝融化的雪水。有时送饭人迷了路，直到太阳偏西才能吃上午饭。
    密林深处常有各种野兽出没，山间积雪上，兽蹄鸟迹交错。单人进山相当危险。转业军官出门时荷枪实弹。我们只有木棒。
    晚上收工时，每人要拣回一根干树枝，供火塘添柴取暖。晚饭后每班十来个人围在火塘边烘烤。棉胶鞋、鞋垫、毡袜、手套、裤脚等雪湿衣物，如不烘干，夜里冻硬，翌晨无法穿用。有人以搪瓷盆化雪温水。火塘周边热气腾腾，五味俱全。靠近火塘，烟熏火燎；离开一米远，手指立马冻僵。夜间睡觉时，盖上厚被，压上棉大衣，头部蒙上棉袄，连袖筒也要窝回来，以免寒气袭人。翌晨醒来，被头、棉袄周边，哈气所至，皆凝挂白霜；伸手触摸，寒彻心骨。
    夜间监视火塘和添柴，由不能出工的病号值班。有一夜，看火的病号坐在火塘边打起盹儿来。恰巧树枝崩出火星落在对铺伙伴的被子上，燃起尺许火舌，即将舔及马架子棚草。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茬口，我起来小便，发现火情。急喊对铺伙伴，他由于疲累而昏睡不醒。我情急之下，跳下统铺，越过火塘，用拳头敲打，才弄醒火舌下的伙伴们。大家慌忙下地，把燃烧的被子抱到外面雪地上踩灭余火。折腾个把小时。慌乱中，我的一只皮棉大头鞋踢落火塘烧焦。倘若发现火情稍迟，一旦马架子失火，人无法逃出。逃出去也会立即冻死。后果不堪设想。
      山下小河已冻绝底。伙房用水，全靠融冰。每天派人值班，以鹤嘴镐打碎冰块，用麻袋抬回伙房。河冰融化的水，由于落叶浸泡等原因而颜色暗红。伙房顶棚挂许多冰溜，很像钟乳石，不时滴水。炊事人员都在铺位上面张挂塑料布接水。四周墙上布满冰霜。大家戏称这里为"水晶宫"。
    天寒地冻，用水紧缺。洗漱、洗衣都很困难。早晨很少有人洗脸，脸孔都是脏兮兮的。内衣都生了虱子，甚至虱子抱了团。
    每天的早饭、晚饭都是玉米面糊糊。各班由值日人员，负责到伙房给本班人员打饭。用一个木板钉成的大木槽，由伙房按人数打给总量。抬回来，在山坡上分饭。用小勺依次分给排队等候的人们。经两三轮均分，使每人所得的差不多。最后，槽底槽帮所剩残余，放开由个人用勺自行刮取，刮下来的已是冰碴了。那些在冱寒风雪中排队喝糊糊的伙伴，面孔脏兮兮，衣服破损（被山林树条刮损），瘦骨嶙峋，最后望着空饭槽流露出无奈的眼神，看了让人揪心。谁能想到，这些流放改造的众生相，是来自首善之区的知识分子精英呢！在这荒山野谷里，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
    十二月中以后，开始把伐倒的树去头、截段、集堆。靠小爬犁或抓钩抬拖，利用山林冰雪滑行。林间无路，山势起伏陡峭，集柴运木，吃力而危险。有一次我在大堆木垛下作业，突然坡上大木堆散垛，木材纷乱向下飞滚，有如滚木擂石战场。幸好身旁有小堆木材，在万分危急刹那，我急忙下蹲。靠小木堆遮护，滚木凌空掠过头顶飞下，仅把帽子砸飞，头受轻伤，嘴唇垫在木堆上被牙磕破，满口流血。苍天保佑，危难中拣回一条命。当时有位伙伴戏说："你头上的‘帽子'被打掉，是个吉兆！"听了让人哭笑不得。

当班长始末
    四月，雪融冰消。小草为山坡抹上新绿。树木开始抽芽放叶，绚丽山花又在林野间搔首弄姿。春天的脚步悄然重返人间。我们对大自然景物的变化，似乎有些麻木而无情趣欣赏。旋即奉命下山去云山水库西工区修建养鱼池。路上遇到冬天在荒原上刨冻土挖水渠的女伙伴，脸上都有冻伤，呈烂苹果颜色。她们说，平野比山里还要冷。路过"十八公里"，看见我们去秋起早贪黑抢收割倒的大片玉米，依然原样躺在地里，但是玉米棒上的粮食已被麻雀、田鼠和野猪等糟蹋得所剩无几了。只生产，不归仓。空赢得开荒、播种面积的图表成绩，而田野现场却令人触目惊心。
    在云山水库西工区修建养鱼池期间，曾开过班的学习会。我又一次冒失地给排长提点工作意见，竟使孟宪堂排长大为光火。恰巧此时五栋房生产队向我们排要一个班的劳动力。按常规做法，将现有的班拨出一个便可以了。但是这位孟排长却独出心裁，把全排的十几名老弱和妇女知识分子抽出来，组建一个新班，并"提拔"我担任班长，率队去五栋房。
　　当时劳动任务繁重，时时处处都有农场干部严密监管。工作进度上不去，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训斥、挨抠。让我负责这样的老弱班组，注定是吃力不讨好，日子不会好过。这显然是暗中整我，对我进行恶意报复。把我们当包袱甩将出去。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好"小卒过河"，硬着头皮往前拱。
　　从编班登记表上，我发现有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张郁棠，是燕京大学三三学号校友。他比我早入燕京十几年。无情岁月和坎坷遭遇，使他过早衰老。干活缓慢，反应迟钝，若不胜重荷。我在劳动中，尽可能适当照顾。
　　从春到秋，我和这个老弱班，在大田劳动上苦撑几个月。各种活路，总是力不从心，再拼也撵不上去。经常被其他单位拉在后面。不时被领导点名批评。使我这个班长处境尴尬，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工作会议上躲在旮旯，抬不起头。
　　农活干一段落，队部要我们上山割条子。挑选直溜的各种幼树割下来，捆好背回队部。每捆有几十斤。山径蜿蜒崎岖。每天背十来趟，活计很累。有一天，在背条子中途歇脚时，张郁棠和在场的两三个人，对伙食差，吃不饱，发几句牢骚。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位好打小报告背后整人的杨某，曾向我汇报此事。我认为不过是几句生活牢骚，不算什么问题，没当回事。加以活计忙累，就把这事忘却了。
    杨某观察班里没有动静，背地里又向教导员李惠作了汇报。他除了汇报张郁棠的牢骚，还告了我一状，诬我包庇老同学，对反映的问题隐瞒不报，立场很有问题云云。他一箭双雕，手法相当歹毒。
    有一天晚饭后，在暮色苍茫中，各班、排在庭院集合。教导员李惠在例行训话中，按杨某汇报的内容，声色俱厉地对我点名批评，宣泄了对这个老弱班的积怨和不满。当场宣布撤消我的班长职务，解散了这个老弱班，将人员分散插入其他各班。我向新班长报到。由该班开会对我批判，还酝酿给我贴大字报。当我将前后经过情况如实加以解释后，大家心知肚明，认为是小题大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继1957年我被撤职后，又一次遭遇撤职。
    撤消受罪的班长职务，如释重负。这对我是个解脱。但在改造的道路上，又被记上一笔，无疑是闷棍的沉重一击。那天夜里，思想斗争激烈，心情非常痛苦。深感反右流放，人生已堕入谷底。如今再遭打击，改造前途，茫茫无期，生存已无意义。大家都是从北京流放到此边荒，不能相互体谅共度时艰，竟还有人落井下石，萁豆相煎，踩倒同伴以求自荣，世间何以如此阴险恶毒？这样的诡谲尘寰还有什么值得留恋？我虽有高堂父母，尚可由弟弟妹妹奉养。自己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何必再在痛苦煎熬中挣扎？......当时萌生了悲观绝望的闪念。把心一横，想趁黑夜去后山树林上吊，以了此生。刚下地摸到房门口，听到庭院似有轻微的脚步声。怕彼人发现，不但死不成，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批斗。于是我又摸回铺位谛听动静。这时猛然掠过闪念：我不过响应号召，讲几句真话、实话，问心无愧，何罪之有？不能蒙冤受辱而死，再被扣上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总会有乌云散尽，重见天日，还我清白的一天。我倒想看看那些掌握民命生杀大权的人们如何下场。要坚强地活下去。辗转反侧苦思良久。最终，我战胜了眼前死神的诱惑，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逼入绝境
　　记得来北大荒不久，指导员传达：全国正搞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每餐六菜一汤，有鱼有肉云云。当时我心中怀疑，天天享用美食佳肴，全国偌大一帮人口，享用的鱼肉从何而来？1959年春季以后，再也听不到这类豪言壮语了。到了夏天，吃饭开始限量，每天只能吃半饱。指导员解释说，雨季道路不好，粮食运不进来。过了雨季，道路干爽了，口粮不但没恢复，却继续减少。最后减至每人每天七两毛粮，折成品粮还不够半斤。领导上也无法解释了。农场为了捞钱，有时以豆腐渣和荞麦面炸丸子，每斤一元。我们也偷偷地排入长队来买，装入小油布袋，聊以解饥。场部有时以豆面加点糖，作为"代乳粉"高价销售，往往供不应求。当时活计依然又苦又累。大家忍饥挨饿，只有强打精神应付差使。
    紧跟极左路线的脚步，农场各级头目对我们的态度日趋冷酷，歧视加剧，凶狠野蛮，常无端训斥。甚至在活计紧张时，完不成任务不给开饭，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或以不给摘帽、不让回北京相威胁。我们在精神上压力日益沉重。如果说初到北大荒时，农场还拿我们当人而善待劳动，那么以后就逐渐变成虐待和奴役了。我们的处境有如劳改犯，但还不如劳改犯，劳改犯有期而我们无期。
    在这个流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为了挣脱桎梏，早日摘帽回城，某些被指导员任命的班排长，与个别居心叵测的小人，追随领导屁股后面，甘当鹰犬，为虎作伥。或克扣伙伴饭食，不给病伤休假；或打小报告，背后整人等等。
    两年来，不少伙伴出现后顾之忧。有的老婆闹离婚；有的家庭经济拮据，难以为继。那年月，只身流放边陲，无不想家盼信。有书信到来，又怕发生变故，往往怯于拆看。个中况味，一言难尽。有些伙伴，在内忧外压之下，一旦遭受意外打击，万念俱灰，陷入绝望，而寻短见。如曹尔驷，因侨居英伦的老父寄来奶粉，在宣布撤消我的班长职务那次大会上，教导员李惠对他也作了严厉的批评，痛斥其贪图享受、有损国格。曹不堪凌辱，当天深夜投井自杀。也许那夜我听到庭院的脚步声，正是他在走向水井。如果是他走向死亡的脚步，惊扰了我走向树林上吊，那就是他阻止了我的一死，而使我活下来。果真如此，把他的冤情公之
于世，应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交通部子弟学校校长佟蔼成，是河南人，初来北大荒时，上工路上常哼几句河南梆子。看来很达观。后来因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婆又离婚走人，家事无法收拾，遂在树林中自缢，一死了之。等等。
　　成都军区的中尉军官杨泰泉，从到北大荒后，不讲一句话，甘当哑巴。有一次我和他共用一根扁担抬筐干活，我曾对他好言相劝、苦心开导，但他像什么也没听到一般。指导员曾对他有所批评。他心坚如铁，咬定牙关，不再开口。我想，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后期他因饥饿劳苦折磨而不幸殒命于北大荒。
　　1959年秋，有些老弱和妇女知识分子，调离农场回关内劳动。倘不如此安排，从其体质衰变和环境恶劣情况估计，他（她）们中多数人很难熬过第二个严酷的冬天。
　　1959年冬天，由国家机关党委、国务院人事局和流放人员的原单位，组成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根据农场汇报，为少数人摘掉帽子，安排回城工作。其中有常向人套心里话，四处闻风，背后打小报告，拍领导马屁的国家经委C某、商业部Z某等人，虽劳动一般，却得以摘帽回京，为人所不齿。
    严酷的境遇中，我也曾遇到过两位好班长，关爱伙伴，不背后整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国家经委的胡一章（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平反后移居美国）。另一位是刘蔚文（部队军官），在严冬山林里，他曾两次套得野兔。派人在树林深处，用脸盆融化雪水，调以酱油糕佐料，偷偷烧熟了，分给全班人员共享。这样善良的人，总让人怀念。我相信，他们也能善有善报。
最悲凉的大年夜
　　山中无历日，寒尽始知年。  1959年冬我们二进完达山。不知不觉中赶上春节。两年来没看过饺子，不知肉味，后来连饭都吃不上半饱。春节到了，平淡如水，无一丝节日气氛。世人欢跃，我们忧戚。除夕，在两盏马灯的昏暗微光下，我们各坐在自己的铺位。触景生情，谁也难免回忆如烟往事和思念远方亲人，无法拂去内心隐痛。共看灯火应垂泪，一夜忧思两地同。指导员想搞点文娱活动，改善一下沉闷气氛。要求大家强作欢笑。由于搞不出什么节目，只好让大家唱歌。当时我真想找个偏僻角落大哭一场。我难以唱出歌声，而是两眼噙着泪花跟着哼哼的。马架子被呼啸的寒风震撼着、拍打着。马灯微弱的光影随之闪烁。又是苦难的一年，随着闪烁的灯火悄然飘逝了。此时此刻完达山里的除夕，使每个人的心头都如打翻了五味瓶，弄不清是啥滋味，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愁苦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刻骨铭心的最悲凉的大年夜。
　　有天早晨，轮上我和一位伙伴值日，给本班打饭、分饭。分完了饭，我回马架子取垫肩，在黑咕隆咚中听到排长（流放来此的电影演员张荧）正在催促一位病号去上工："一个人身体病倒了，不要紧，还可爬起来；就怕思想病倒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沉默。没听到病号的答话。
    各排人员都已走向深山出工去了。我和值班的伙伴把饭槽子抬送回伙房，刚离开没走多远，被指导员喊回来。他要我俩暂时不去上工，在附近砍几根直溜的幼树，找绳子扎成担架，向分场送病号。后来得知就是躺在马架子里的病号。排长催促不起来，报告了指导员。指导员令卫生员（部队转业人员）去查看。他用手电一照，见病号脸色发青，嘴唇哆嗦，已不能讲话了。指导员了解以后，即安排去分场诊所抢救。
　　我们还没鼓捣好担架，从山沟中驶来一辆马拉爬犁（木制雪橇）。爬犁拉来一口白茬棺材。它是分场运给头两天死在马架子里的一名流放知识分子，以装殓其遗体。
    棺材被抬上山坡以后，指导员又命令停扎担架，利用回空的马爬犁运送病号。几个人把病号抬上爬犁以后，指导员说，盖的被子不够厚，怕路上冻坏。我说："我有件棉大衣，给他盖在被上，可免冻坏。"指导员点点头，我急忙跑回马架子，取来每天盖在被上的灰棉大衣一一它是我读大学时，美籍教师鄂佛吉（Mr．Overzeti）送给我的一一为病号盖上。指导员决定由两人护送，我留下来仍进山作业。马夫扬起鞭子，马拉着爬犁兹兹滑行，向着迷蒙的远方驰去，不久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尘里。
    后来打听，才得知这位病号是早年留美的学子。为报效祖国归来，在一机部工作，名叫屠双。家里曾给他邮来几块月饼。他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咬一小口。几块月饼竟吃了一个多月。他患有冠心病，沉疴缠身，经受不住恶劣遭遇的摧残，终于支撑不住而病倒了。在病得不能讲话的情况下，排长还催促他去上工。这次送往分场，要走几十里山道。在冰天雪地的酷寒山野间，躺在爬犁上，一路颠簸，任风狂雪虐。分场只有简陋的医疗条件。他能否生还，真不敢想下去。
    过两天，护送病号的两个人回到马架子说，爬犁走出十几里地时，掀开蒙头的被子一看，病号已经悄然咽气了。真想不到，美籍教师给我的灰棉大衣，最后竟盖在留美归来的学子身上，伴送他走向飘渺的天国。这实在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我以这件灰大衣为其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添上些微温暖，也许能留给他一丝宽慰吧！
    这件棉大衣，每夜我都压在被子上，使我赖以支撑度过艰辛的岁月。它仿佛慈母呵护孩子似地伴我入眠。它背负酷寒，给我以生存所需的温暖。靠了它，我苦熬着黑暗落寞的沉沉寒夜，苦熬着冰封雪覆的漫漫严冬。每当我抚摸到棉大衣的黑毛皮领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如今它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要顽强地战胜严寒，坚毅地活下去。决不辜负母校老师的隆情厚意。
    这个冬天，继续搞集材运木。把散乱木料集中归堆，运到山坡楞场。然后用拖拉机牵引大爬犁，通过冰雪道运往新电锯厂加工。
    为了抢运，我们两班倒。用撬杠把粗大原木滚装到爬犁上。每次装三四立米，约一个小时拉一趟。
    上夜班时，由傍晚到黎明。在白雪皑皑的山林深处，拢堆篝火。装运间隙，围篝火而坐。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默默地苦熬着漫漫长夜。这时，森林湮没于黑黢黢的夜幕。在篝火的闪烁照映下，朦胧树影像幽灵似地不时飘过眼帘。寒风偶或卷来远方若隐若现的狼嚎，恐怖而凄凉。劳累困倦，使人坐着打起盹儿来。一机部的张菁华总要走过来拍拍肩膀唤醒："千万别睡啊！以免作病！"当时我心头一热，止不住想，这么憨厚善良的人，怎么会发配到这深山野谷来呢！？老天爷真没长眼啊！
      当冰雪化尽，爬犁便不能滑行。我们又改用木轨车向山外运木。那是以柞木方材代替钢轨。把卡车的轮子扒去外带轮胎后，靠铁轮箍卡在木轨上运行。每车约装四五立米。十几个人以绳套向前牵引，弯腰铆劲儿，如同纤夫拉船。一路上抛洒汗珠，迈出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前进。当年我们就是以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运用和改造现代文明。
    堆积如山的原木终于运光了。我们再度告别完达山的原始森林，回到荒原上去干农活。

死亡场
    挨饿将近一年，劳动又繁重，我们的身体日趋瘦弱。浮肿病象瘟疫似的扩散开来。身体基础较好的，还可勉强支撑；身体基础差的，走路都打晃了。大家都意识到，生命的火焰快要熄灭了。有人在路上看到牲口啃过的萝卜头，拣起来便送到嘴里。有一次伙房拉来一车作马料的小玉米棒，用大锅煮熟了，让大家放量啃吃。我吃饱不久，腹痛难忍而呕吐，把吃的玉米全吐出来，病了一天。还有一次，熬南瓜小米粥，米汤里没有多少米粒和南瓜，让大家放量喝。我记不清喝了几大碗。喝完后但觉胃肠涨满，如同大水袋。我无法活动，只好缓缓躺在山坡上，静待米汤向外走动。那时都愿意给伙房挑水，炊事员能赏点锅巴、或做豆腐的豆巴，聊以解饥。外援基本上断绝。有位伙伴家里邮来一盒糕点。他到邮局领取时，只得到六块小木板和包裹皮。邮务人员说，盒内东西中途被"鼠"吃掉了。他还得照章办了签收手续。
    有一天，细雨蒙蒙。我们给场部抹屋顶。到快收工时，传来紧急命令，抽出四人去五栋房送饲料。这四人提前吃饭，每人背50斤玉米，拿着手电上路。至夜半有三人先后到达。最后一人，直到翌晨才发现躺在路边，已奄奄一息。粮袋不知去向，眼镜和手电也不翼而飞。用平车将其拉到五栋房，没抢救过来。这位殉职的伙伴，是国家侨委干部，海外归侨张建淼，年仅二十多岁。在其破烂衣服的贴身里兜中，发现七百元现钞。据知情者说，是他准备结婚用的。一位回来报效祖国的风华正茂青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留下个费解的谜团。
    北京新华书店的S某，思家心切。一天凌晨悄然出走，步行六十多里，从湖北站乘火车溜回北京。甫到家，原单位、派出所、街道等三方面，天天上门"批判教育"。勉强呆了半个月，被人"护送"回北大荒。排里对他开个批判会了事。
　　忍饥挨饿的艰苦生活，沉重劳动，遭受冷漠歧视和威胁训斥，使这批流放知识分子的身体日趋衰垮，精神濒于崩溃。农场对这批人毫不怜惜，逼压日甚。时常传闻有些人在饥饿劳累中被折磨而死的信息。我们为解决饥饿，寻找一切可能机会而绞尽脑汁。挖野菜，采食野生植物。收割庄稼时，偷摘生吃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碰上萝卜地，抓起萝卜，撸一下泥土，便大口吃起来。靠这些机遇，使濒临死亡的人得以存活，免于沦为饿殍。但这只能济一时之急，而不能根本挽救垂死的厄运。后来终于出现了大死亡的骇人悲剧。
　　1960年10月13日，一个不祥的日子。在小云山四队的七虎山，冒雨抢收黄豆。因为路远，凌晨三点起床。每人吃两个鸡蛋大的黑馍，一碗空汤。另发两个黑馍作为午餐，由个人自带。匆匆饭罢，凄厉哨声急催出工。队部有人带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
    北大荒的十月，秋寒已浓。当年雨水多，有些秋涝。一路上多是烂泥塘，脚踩下去，烂泥深及小腿。有人鞋带没系紧，往往把鞋陷入泥塘，很难拽出来。泥泞坎坷之路漫长。大家走得已感精疲力竭了，才陆续到达豆田。因为天还没亮，看不清庄稼，暂坐地头待命。秋风吹来，瑟瑟发抖。
    天色朦胧，队部命令下田开镰，每人包两条拢。众人一字排开，摸索前进。杂草丛生，深可没膝。豆颗稀少并矮于杂草。垅与垅分界模糊不清。割豆子时，只能在草丛中搜索。
    开镰不久，阴沉的天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们顶着秋雨，穿行在湿漉漉的荒原草丛中，衣服都湿透了。手抓洒满雨水的豆秸，感觉凉彻心骨，手指麻木。田垅漫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在秋风秋雨中艰难地搜索前进着，似乎心在一步一步地下沉。
    大家前后错落拉开很远。干了不知多久，队部传下来命令，可以吃午饭了，饭后就地休息片刻，然后继续干活。
    每人携带的两个黑馍，几口便吃下去了。处处泥泞、积水和淋湿的荒草，使大家只能站着休息。小雨时疏时密地下个不停，有人穿的棉袄都湿透了，从里往外凉。为了干完两条拢，大家很快又开始搜索前进。天色渐渐暗下来，估计时近黄昏。阴沉的天空依然飘洒着零星的雨丝。田垅已可望到尽头。这时队部下令收工。大家聚拢集合，准备撤出豆田。田边到泥泞归途之间，横亘一片水塘，约有二三十米宽。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涉水。水深没膝，有的地方可齐腰。有几位体力不支的，由同伴搀扶，或两人架一人，吃力地向路边挣扎。
　　大部分人上了路，有少数人还在趟水。这时已暮色苍茫了。教导员李惠和几个队部人员提盏马灯为前导，在烂泥道路上开始奔上归程。后边的人越拉越远，首尾逐渐不能相顾。
　　后边的人很焦急，用凄哀的声音呼喊："前边等等我们吧！"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别把我们丢掉了！""救救我们吧！......"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微弱了。其中古籍出版社侯德麟的清亮嗓音，听来格外显得凄凉。教导员等停下来，高举马灯，大声训斥说："你们快点跟上来！不要磨蹭！"说完又继续向前赶路。这样前后呼应几次，最后一切声音都在沉沉夜色中消失了。
    我意识到，这里环境陌生，夜色漆黑，在荒野的烂泥道路上，落后掉队，会迷路、遇险和死亡。虽然筋疲力尽，周身疼痛，瑟瑟发抖，也只有咬紧牙关，拼尽余力，不让那盏马灯昏暗微弱的光点从视野中消失。
    这时忽见前面路边有个黑影坐着不动。我警惕地走近一看，竟是国家经委的马镜亮。他是和我同车流放北大荒的，互相熟悉。我问他："老马，怎么了？能走动吗？要我扶你吗？"他说："我休息一会儿，没事，你先走吧！"我了解他以前体力好，干活总打头，于是放心地说："那我先走了。你也尽快回队部吧！"这位抗美援朝回国的志愿军人，在整风中对单位人浮于事、工效不高仅提一句"鸡多不下蛋"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我设想到，他那生命的旺盛火花已耗到尽头，再也没能走回队部，和我说的两句话竟成了诀别。
    后来了解，在归途中远远落在后面的一大批人中，有两人在水塘附近便倒下去了。有几个人靠伙伴架着勉强支撑往回走，已经说不出话。大家在路边一片树林里停下来，安排重病号靠树坐下。找来一些树枝和杂草，拢起一堆篝火。烘烤一些时候，病号情况并未好转。从跳动的火光中，看到病号瘦骨嶙峋的苍白脸孔，让人揪心。淋湿的衣服升腾着缕缕热气。这时先回队部的伙伴们送来热汤和馍，设法喂给病号，但他们已经张不开嘴，不能进食了。他们眼看着嘴边梦寐以求的食物，悲愤地离开了苦苦挣扎将近三年的这片黑土荒原。伙伴们把这几个病号连同马镜亮等抬回队部，安放在食堂地上。以手测试，尚有微弱鼻息，胸口犹有余温。找到四队卫生员来抢救，他只看了看便冷漠地说："没救了！"话音刚落，人已扬长而去。用电话向分场呼救，只得到冷冰冰的回答："明天再说！"抢救人命是刻不容缓的事，怎能等待明天呢！在当权者心目中，右派分子人命卑微，形同草芥。
    这一夜，包括水塘附近倒下的两人，共有七位伙伴，带着深沉的憾恨，撒手尘寰，把历尽坎坷磨难的遗体，长埋在小云山的黑土坟丘里。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除马镜亮外，还有一机部归国华侨、业余作家刘湖琛；军事测绘学院讲师唐弈骅；人民银行总行干部陈伯龙、许科长；部队上尉军官孔庆忠等等。刘湖琛自来北大荒后，每晚坚持写日记。熄灯后，他用自备手电微光照明来写。积累了许多素材，未及整理成书，人己撒手尘寰，魂断小云山。爱人被逐出北京，下放吉林白城子。可怜四队田边骨，犹是贤妻梦里人！文章未竟身先死，长使亲朋泪满巾！三年来，流放到此的知识分子，陆续发生公亡、病殁、自杀、失踪等情况，大家已司空见惯了。但在一夜间突然死亡七个人，尚属首次。虽然农场极力淡化和低调处理，但在流放知识分子的心灵上，仍然掀起强烈震撼。不能不思索，流放知识分子的生命，已贱如草芥蝼蚁。这七位本不应早逝但却遽然死去的人，不正昭示着尚存者明天的命运吗？这条改造的必由之路，要把知识分子推向何方？面对即将降临的第三个严酷的冬天，想到风雪迷漫的茫茫征途，真令人不寒而栗。                   

告别荒原
    1960年，第三个冬天悄悄逼近了。我们又回到五栋房。听说要进山烧炭。每餐吃一碗水煮豆饼渣。  12月初，中央再次派来考察团，与农场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据透露，除少数人仍留北大荒外；其余的，少数摘帽或回北京，大多数去各省市，重新安排工作。后来当众作了宣布。我和十余人被分配到辽宁。
    这一喜讯传出，大家笑逐言开，纷纷打点行装。有的伙伴不顾地冻天寒，把箱底的毛料中山装穿上。各班排尚有点体力的伙伴都组织起来，为大家搬运和装载箱笼行李。以卡车运往辉崔车站，堆积如山。办完各项手续再装火车。虽然相当繁重辛苦，但是由于喜在心头，还是比较利索地完成了。
    12月16日晚饭后，我们分乘卡车，在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向车站驶去。无月之夜，朔风呼啸，树木、土房、昏暗的灯火，都被抛在后面，湮没在雪尘里。我们终于活着离开了苦苦奋战挣扎将近三年的云山畜牧场。大家瑟缩在露天车厢里，把棉帽拉得低低的，谁也没有回眸张望。我心中默默祷祝：让一切厄运、灾难和死亡，都永远离去吧！
    在辉崔等了不少时候，火车才缓缓进站。当年这是农垦局经营的窄轨专线，车厢门窗都较小，坐椅也简陋。上车时，有些伙伴迈不上台阶，由体力稍好的架进或背进车厢。有的躺在担架上，从车窗拽进车厢。1958年来北大荒时，都是身体精壮、风华正茂的知识分子。不到三年时光，在离去时，多被饥饿、劳累、压抑折磨得瘦骨嶙峋、羸弱不堪、精神萎顿了。
    令人痛心和难以忘怀的是，不少知识分子在北大荒公亡、病死或自杀，而永远埋葬在黑土荒原或山林野谷中。他们的姓名和事迹，已被无情岁月所湮没。留下的只有蒿草丛生的无名黑土坟丘了。那些死在云山畜牧场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所知仅为点滴情况；今天尚能回忆起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为了纪念这些不幸的知识分子精英，史海钩沉，昭列芳名于此（除注明死因者外，其余均为饥饿劳累致死的）：
    刘琛（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被树砸死；施宗仁（国家经委）被树砸死；张建淼（国家侨委，归侨），死于运粮途中；王某某（国际书店干部），修水渠放炮崩死；马镜亮（国家经委科长，抗美援朝复员军官）；唐文彝（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汪之淼（国家侨委干部，归侨）；郭冠军（国家对外文委俄语翻译）；刘湖琛（一机部，归侨、业余作家）；屠双（一机部，留美归来学子）；王九成（商业部）；罗相成（高教部）；石铁生（《世界知识》编辑）；陈伯龙（人民银行总行）；许某（人民银行总行科长）；唐奕骅（军事测绘学院讲师）；王广谋（大尉军官）；孔庆忠（上尉营长）；杨泰泉（中尉军官）；杜某（海军中尉）；曹尔驷（一机部），投井自杀；佟蔼成（交通部子弟学校校长），上吊自杀；......
    1957年的反右，全国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有55万多人（见《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当年我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最后除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6人外，其余（99·99 %）全部平反。这场反右，堪称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错案；并使我国的科教文化事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其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3．糟糠之妻
   我流放北大荒三年之后，  1960年底重新安排工作。从北大荒分配来辽宁省的有十几个人。辽宁省将我们分到抚顺、锦州、阜新、朝阳等四个城市。我和财政部的邵铮等四人分到阜新。再经阜新市委、阜新矿务局将四人分到四个煤矿。我被分到新邱露天煤矿。于1961年1月3日报到，安排在新露天车间搞统计会计工作。车间办公室都是干打垒土房。基本业务是查运输图表、打算盘、记帐、算工资、发放工资，等等。每天都与矿山职工打交道。
    经过积极努力，在1961年底由矿党委在会上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
    这时我已36岁了。孑然一身，睡大房子（集体宿舍）。吃食堂。宿舍是三间相连的筒子屋，对面两铺统炕，住二十多人。工人三班倒，零点有人上下班，用电炉热饭，折腾不少时候。每天夜里都难以安静睡眠。
    多年命运乖舛，迭遭挫折打击。我对婚事已心灰意冷。但年齿日增，也盼有个家，过上安定生活。这时有几位好心的师傅，出于关心和同情，先后提出要为我介绍对象，多是离异妇女，有的还带着小孩。我不愿为家事多操心，不得不婉言谢绝。为此，还得罪过人。
    后来车间电工谭师傅，托人向我介绍其侄女谭淑云。她家在黑山县大虎山镇，父亲是铁路机车司机。她是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她为了升学和找工作，只身来阜新市投靠叔家。在新邱中部商店担任会计，是24岁的大姑娘。当她知道我是"摘帽右派"时，并不介意。特别对我的大学学历很赏识（当时的矿山职工，高中学历的均属罕见，正牌大学生几乎是零。矿的总工是日伪办的"技术养成所"即技术培训班毕业。）我俩相处几个月，友情发展很顺利。她熟识的一位赵女士曾向她泼冷水说："谭姐，他是个大右派，你要慎重考虑！"她回答说："这一点，我知道。右派也不全是坏人。我认为人好就是一切。"
    1962年4月，我俩到公社办了婚姻登记。五一节去沈阳我家作为旅行结婚。这年秋天，我从矿山分到一间住宅，是有炕的平房，用煤炊爨。我俩高高兴兴地将各自的家当迁入。我只有一只柳条包，一个行李卷。她有两个装过茶叶的方木箱和被褥衣服。其后，她从日杂商店托关系买了一对红漆木箱和一个碗橱，一口六印铁锅（当时家具凭票，门市无货）。我俩靠这点家当起步，立户成家。
    转年春末，赶上精简还乡运动。新邱中部商店的个别领导，对她嫁给"摘帽右派"，非常不满，并加以歧视。藉这次运动机会，不顾她有孕在身，悍然将她精简下放（按规定，对怀孕职工应给予特殊照顾，不得精简）。从此，她下岗失业，我俩靠我每月60元工资度日。
    到1964年，我俩已有两个儿子，日子有点紧巴巴。经工人师傅指点，我在矿区边缘的废地，开了两片"镐头荒"，种点小杂粮，以弥补吃粮缺口。妻有时带着孩子下地薅草、耪地。她在自家窗前用薪柴板皮夹起篱笆，喂口小猪。在庭院搭个鸡窝，饲养几只小鸡。为解决鸡猪饲料，她带着孩子去矿区边缘和附近农村捋树叶、挖野菜。妻买的小雏鸡。有一只站门坎上，突然来风吹门，小鸡被门掩的奄奄一息。妻把它托在掌心，又是吹，又是叫，还摩挲其羽毛，希望它能活过来。当时妻的心疼眼神，和难过的表情，使我久久不能忘却。她原在商店办公室搞业务，此时面对艰苦，顶着风风雨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承担家计，为我分忧。当时日子虽然清苦，但能在苦中自寻宽慰，共同度过一段平静的岁月。
　　1964年末，我和妻偶见《辽宁日报》开展"节约归属"的讨论。起因是国营商店以带料加工方式，委托一家集体的合作社加工枕套。按加工定额交付枕套数量，双方签定了合同。在生产过程中，合作社改进了工艺技术，用套裁等办法，较原订合同节约了二千多尺布料。加工的枕套由商店按合同规定验收，节约的布料合作社留为已用。商店对此大为不满，《辽宁日报》为此展开讨论。大部来稿认为布料是国营商店的，节约布料应返还商店，集体经济不能侵占国营经济。少数读者持有异意。我和妻探讨后，认为应替合作社说句公道话。遂写了一篇小稿参加讨论。内容是：应按合同办事，确保合同的严肃性。合作社经过努力改进技术而节约布料，这是其劳动成果。留为已用，是本分，并不错；交回商店，是风格，应表扬。如认为合作社应理所当然地返回节约布料，是不尊重其劳动成果，将挫伤其积极性。商店可在此基础上，与合作社协商，降低用料定额并修改合同。将文章冠以《谁种谁收》的标题。我怕惹事，署以妻名"谭淑云"寄出。这篇文章击中了要害。《辽宁日报》似乎很不情愿地以不显眼位置登出该稿，在署名前添加了"新邱露天煤矿"几个字。这无异是向作者单位通风报信。同时组织了批评该稿文章加以围剿，诬斥《谁种谁收》宣扬了"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云云。新邱露天煤矿迅即查清是我执笔撰稿。其后在"文革"中攻击此稿是株"大毒草"，并使我遭受严厉批判。后来我痛定思痛，认为参加党报组织的公开讨论，也能因文贾罪。何以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了不同声音？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是装饰门面的空谈么？提出不同意见，就会捅马蜂窝；简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此时此地，只能让人噤若寒蝉，钳口不言，万马齐喑了！实在是匪夷所思。
　　时隔不久。  1966年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恶浪。破四旧、抄家、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造反、武斗、打砸抢抄抓，好端端的社会，骤然陷入惊慌失措、血雨腥风的赤色恐怖之中。妻天天愁锁双眉，忐忑不安，为我和这个家而忧心忡忡。可怕的厄运，终于降临头上。九月初的一天，矿机关开大会批判我这个"摘帽右派"。随后由矿办主任孟繁星带领二十多名红卫兵来抄我家。其中就有曾劝阻妻与我结婚的那位赵女士。她横眉立目，狠瞪了妻一眼，嘴角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嘲讽和冷笑。这些红卫兵勒令我们四口人坐在炕头角落。然后翻箱倒柜，上捅顶棚气眼，下掘室内地面，恣意搜查。当时窗前门外，有些人探头探脑偷觑、看热闹。这样折腾了许久。他们把一切书籍、笔记、草稿、相片等有关文化方面的材料全部抄走，装了两麻袋。我在大学时代的珍贵专业书籍，有些是外文原版，均被洗劫一空。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这两麻袋资料，和他们一道送到矿机关。事后归拢东西，妻发现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金戒指和一些现金、粮票不知去向，使她懊恼多日。
    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那天晚饭，我和妻都吃不下去，连几岁的孩子也有点蔫头耷脑。全家笼罩着凄云愁雾。妻对我感伤地说："咱这四口人，如果有一个福气壮的，也不会摊上这场灾难。"当时我心里想，赶上这种年代和社会，个人再有福气也无济于事。
    这次抄家，把孩子的"识字课本"也给抄走了。当年在书店买不到幼儿启蒙的大字识字课本。我父亲退休后，便用毛笔工楷为长孙春霖写了一个"识字课本。"封皮上写着：《春霖学习大纲》。里面开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后面是"天地日月星，人手刀足尺，上下左右......"等一些常见单字。末尾署上老人名字并加盖印章。这么一个幼儿识字课本，矿由电镐司机提拔上来的王禄矿长，称之为"教子大纲"，认为我企图占领幼儿教育阵地，妄图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要把下一代引上资本主道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云云。这些领导人，挖空心思给我罗织了骇人听闻的弥天大罪。而且他们无视后面署名和印鉴，也不分辨笔体（我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欧体楷书，远远超过我的书法水平）。我怕老人被揪出挨整，只好承认并接受这些罪名。在"文革"的"牛棚"中，为这个幼儿识字课本大吃苦头。
　　抄家之后，我由矿机关不明不白地下放到新露天车间，从事生产劳动。当时自忖，躲开争权夺位整人的机关，到现场一隅干点活，虽苦虽累，心里却能得到清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更残酷的灾祸，随着"赤色恐怖"，悄然袭来我家。(

【作者: sltao】【访问统计:】【2004年11月30日 星期二 12:41】【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