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往事钩沉）

倪艮山回忆录：更残漏尽梦阑珊(上)- -

一　战乱岁月

1．走出山沟
　　1925年12月2日（农历乙丑年10月17日），我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一代满清发祥于此。原名兴京县，现为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长白山余脉的山区。   
　　我的祖居老屋是三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的简陋农舍。群山环抱，林木蓊郁，层岚叠翠。一条小溪从门前淙淙流淌而去。山乡是恬静的，但摆脱不了荒寂孤独、与世遥隔之感。
    我的祖父倪全，天资聪颖。他从私塾书底起步，自学有成，能诗能文，健谈善辩，长于书法。还自悟了中医，医术在乡里很有名气。他有超常的眼光，靠采制中草药和行医积攒些钱，送我父亲（倪文斗）去上学。父亲在县里读完中学，考入奉天的东北大学国学系。  1930年大学毕业，从校长张学良手中接过文凭。经校方推荐，到奉天铁路总站（原沈阳北站）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撤退到天津北宁铁路局。他是我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走出山沟、读了大学、从事铁路工作的。
    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三岁起，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春节时他写对联，我帮他研墨和拉纸。他喜欢我并寄以厚望。
    我六岁那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从此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匪盗蜂起，乡无宁日，民不聊生。因父亲在外工作，乡人认为必挣大钱，使我成了土匪猎逐的目标，备尝颠沛困厄之苦。
    1933年春节。在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系的堂叔（倪文凤）回乡探亲，母亲（林久荣）当机立断，征得祖父同意后，携我跟堂叔告别祖居老屋，奔赴天津。我们乘坐一辆铁箍木轮的三套马车，由堂三哥执鞭驾驭。从清晨翻过涧水沟大岭，经汤图伙洛、沙尔浒等地，颠簸一天。黄昏时分，抵达营盘。等候不久，火车进站。我回头看一眼暮霭笼罩的群山，祖居老屋已杳无踪影。我们上了火车，经奉天转车去天津，与父亲团聚。从此，我总算走出山沟。一路上处处陌生、新奇，看得眼花缭乱，头脑发胀。这千里迢迢的征途，使我一直沉浸于惊怯而兴奋的况味中。
    这位堂叔，带领我和母亲走出辽东的偏僻山沟，移居天津。他是第一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人生的恩人。他毕业后，先后担任开滦、北票、鸡西等煤矿的工程师或总工。不幸在"文革"期间，蒙冤受难，流放回乡，竟忧郁染疴，英年早逝。

2．津沽旧事
　　父亲和几位铁路同仁，租住于连升栈的客房。我和母亲抵津后不久，迁居河北昆纬路的里巷平房民宅。父亲有工资收入，可以维持温饱。他坚持朱柏庐治家格言。母亲是从山沟苦水中熬过来的。两人勤俭持家，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母亲甚至用洗净的旧面袋缝制内衣裤，穿在身上还能看得出商标图案。
    这时，侵占东北的日寇，为对付游击队，实行并屯。强迫农民离开乡里，聚居集镇。故乡祖居老屋被焚毁。祖母与伯父因食野菜中毒而死。伯母早逝，堂姐出嫁。山沟只剩祖父带领两个堂弟流落异乡。我们已无退路。其间铁路曾有两次大裁员。父亲由于勤恳敬业、忠诚清廉而幸免被裁，闯过两度危机。当时如果父亲失业，我们客居津门，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前景不堪设想。
　　1937年夏，我从初小毕业。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入侵，天津沦陷。从此沦为暗无天日的亡国奴。家庭辗转迁徙。最后在河北东五经路成安里租住三间房，始得苟安一时。
　　1939年欧战拉开序幕。我从市29小学高小毕业后，升入究真中学读初中。未及毕业，太平洋战端己起。炮火硝烟弥漫全球。
　　究真和仰山两所中学，是教会办的姐妹学校。我在读初中时，几位究真的男生和仰山的女生，一起办过油印的文艺刊物《风声》。自己编写组稿、刻蜡纸、油印、装订、发行。每期数十份。虽然辛劳，但兴味盎然。
　　在办《风声》时，结识了仰山女中的何炳琏小姐。他祖籍安徽怀远，是名门闺秀、能诗善画的才女。  1942年离津南迁蚌埠，结束与姐姐寓居津门的萍飘生活，归至父母家中。我们办《风声》时，我和她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未曾有花前月下相依，更无海誓山盟。她南下以后，我俩曾有一段鱼雁往还情谊。我代她向天津《庸报》投稿，她代我向《蚌埠日报》投稿。她寄我的词中有"雨打残荷点点愁"之句。我因感给她出过上联："万里关山家何在？"她对的下联是"一缕幽魂谁相招！"文词间流露出她的忧郁愁绪。
　　因双方门第悬殊，我的自卑心理使我缺少勇气并失去信心。虽然知道她很爱我，后来她曾北上和其他《风声》同学来找过我，我却赧然以对。这朵初恋的小花默默凋零，无果而终。多年后，我总觉得愧疚于她而深深自责，无法忘却这段短暂而圣洁的恋情。
    在1942年前后，我曾在北平《实报》、天津《庸报》的"学生版"，发表过一些习作稿件，也许可视为"小荷才露尖尖角"吧！
　　我在市一中读高中时，由于生活日趋艰难，我曾和父亲母亲，顶着风险，去昌黎、秦皇岛、济南、益都、徐州等地"跑单帮"。从外地、农村买回玉米面、油、肉、花生等出售与自用，以济燃眉之急。当时奸商在配给粮食中掺糠使假，兑入细沙。父亲素来胃口不好，因粮食过于粗粝，而染上黄胆病。身上有黄皮屑脱落，连眼珠都变黄了，看着吓人。全家笼罩着凄云愁雾。坊间时闻有得黄病而死者，人心惶惶。由于他是铁路员工，得以进铁路医院住院抢救治疗。治疗半个月，始脱离危险。父亲是五口之家的顶梁柱，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家庭势将倾圮坍塌，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靠了父亲的微薄工薪收入，我得以读完小学、中学。自知身处基层社会，家境清贫，要立足社会，必须刻苦努力，勤奋向学。所以在小学、中学的成绩，总能名列前茅，被老师和同学誉为好学生。
　　1945年夏，我从天津西北角铃铛阁市一中的高中毕业。当时时局急转直下。眼看日寇已成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加以家庭经济日益拮据，暂不打算升学。静观其变，看看再说。为挣钱糊口，曾在天津铁路局谋个雇员工作，只干了两个月。不久，欣逢八一五光复。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战乱，熬尽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神州大地，亿万黎民，沉浸于无比欢乐之中。

3．考入燕大
　　日寇投降不久，内迁的燕京大学，首先在北平复校，并在平津两地招生。
    我怀着向往和试探的心情，报名应试，竞被录取。当时父亲的微薄工薪收入，仅够五口之家勉强糊口。按如此经济条件，进燕京读书，非常困难。但又觉得机遇难得，不愿失之交臂。于是家里东拼西凑，筹足了开学时所需各项费用。当年10月，怀着亦喜亦忧的忐忑心情，去北平报到。
　　熬过八年沦陷的苦难生活，初入燕园，感到一切都是陌生、新奇而又充满欢欣。首先是如诗如画的绮丽校园，湖光山色，塔影钟声，处处让人留连，赞叹不已。返校复读的高年级同学，担当迎接新生工作，服务周到热情，使我如沐春风，倍感温馨。学校机构精简，人员高效。良好的民主自由学风；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学习和生活靠人人自觉、有序进行；这些崭新的感受，使我如被强磁牢牢吸住，庆幸自己进入燕大是作了正确选择。
    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家庭经济，难以保证顺利读完四年大学，心头又蒙上挥之不去的忧虑阴影。
    在入学通知书上，曾看到学校设有助学金，我以为不过是虚名而已。入学后观察，才了解学校是为家境贫寒学生而设立助学金，是认真务实的。寒假后，经过申请，校方开始给予免去学宿杂费，以后又进一步免去一半膳费（有的免去全部膳费）。此外，学校还设有奖学金，完全由学校资助学习。
　　燕大还为经济困难学生设立"自助工作"。按小时计酬，每周不得超过6小时（怕影响学业）。经过申请审批，我先后做过多种自助工作：拆除日伪旧房，抡大锤砸水泥地基；为锅炉房抬煤；为教授修整花园、剪松墙；为试验室洗涤仪器；为福利站磨花生酱；为图书馆以毛笔誊写善本书籍；为音乐系刻五线谱蜡版；在自助商店当伙计；在岛亭餐厅当堂倌；等等。靠勤工俭学劳动，我得以完成四年学业。
　　学校不时公布社会上的慈善救济金、物。我经学校审核，曾得过数次。这对涸辙之鱼不无小补。
　　为了挣点零用钱，结合自己的兴趣，给平津报刊写作和翻译一些稿件，以林绯等笔名发表。在《北平日报》、《经世日报》、《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太平洋月刊》等报刊上，常有我的文稿出现。当时曾为读者所瞩目。
　　此外，有些教授基于关怀和爱护，从多方面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如阎简弼教授曾为我联系家教和抄书工作；我寒暑假多留校不回家，过春节时，他曾邀我去其家中吃年饭。美籍教授鄂佛吉（Mr．Overzeti），曾为我解决御寒的毛衣裤和棉大衣。刘子健教授曾赠我书籍，以鼓励学习。等等。
    依靠上述几方面的公助和自助，通过自己克勤克俭、艰苦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从1946年的大一下学期开始，我没再伸手向父母要钱。终于幸运地读完四年学业，修够学分，得到了学士学位。
    过去有些人认为燕大是贵族学校，只有王孙公子、富家子弟才能就学，实为讹传和偏见。我读大学时，穿一袭长衫的清寒学子，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学校为贫寒学生提供多种帮助。像我这样艰苦奋斗过来的燕大毕业生确实大有人在。

4．荆棘载途
　　我入燕大不久，因东北铁路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父亲奉调去沈阳铁路局。由于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被提升为主任科员。这也是他工作以来的最高职位。
　　1946年暑假，我回到天津。为举家移居沈阳，和母亲一道收拾归拢家当。经过精简处理，还有二十多件箱笼行李。雇了六七辆人力车装运，从天津北站办理托运。
      那时母亲四十多岁，妹妹十二岁，弟弟三岁。我家在天津寓居十二年，妹妹和弟弟都是在天津出生的。天津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一旦离去，确有依依不舍的乡情。
　　我们一行四人，从天津北站登车东去。华灯初上时分，车抵山海关。当时关内外车已数日不通。虽然内战烽火方炽，在平津尚无明显感受，到此边关小镇才初尝硝烟味道。
　　由于大量旅客滞留于此，山海关的旅馆家家爆满。靠人力车夫引路，勉强在城北一隅找了个有单间的小旅店住下来。这个狭隘龌龊的旅店，有两排大炕统铺，房客是五行八作的跑腿儿汉，语音嘈杂，烟雾弥漫，如同高尔基的《夜店》。
　　天天跑车站打听通车消息，都失望而归。有天我在路上邂逅了燕大的高庆琮同学，他也在此候车出关。我们在一家商店屋檐下避一阵雨，侃些旅途见闻。他还为我调试一下新买的手表。他就是后来去了解放区，平步青云，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先生。
    闷蹲旅店，闲极无聊。有一天，我和母亲、妹、弟四人，出城向南，穿越丘陵、田野、青纱帐，跋涉八里茅径，探寻山海关入海处的"老龙头"。只见一处土岗，残砖点点，篙草灌木丛生，凄凉荒寂。遥望海天茫茫，白云低垂。凉风瑟瑟，拂面吹衣。值此万方多难之际，怀想这处兵家屡争的关塞，烽火狼烟连绵不绝，令人唏嘘不已。回到城里才听说，这一带农村很不安静，时有盗匪出没。我们惊骇不已，闹个后怕。
    有一次我们游赏了"天下第一关。"它是城的东门，出城即为关外。我们想，离开天津，迁居沈阳，何日能再回关内，渺茫难期。应在山海关留一个告别关内的纪念像。遂请城前游动摄影师代为留影。城楼正中有蒋介石的头像，母亲担心摄入像片不好看。摄影师说无法回避，只好顺其自然了。摄影后，师傅暗箱操作，俄倾完成洗印，效果还不错。
    天意莫测。这么一张家庭外景照片，想不到"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后，给我罗织了弥天大罪。诬我私藏了蒋介石像，妄想变天，以此作为蒋的孝子贤孙，向卷土重来的国民党邀功请赏云云。罪名之大，骇人听闻；逻辑之荒谬，亘古罕见。此是后话。
    登上城楼，临风东望，沃野千里，田畴无际。回眸城关，灰黑房舍鳞次栉比，炊烟袅袅。北面山岭岹峣绵亘，长城蜿蜒起伏而下。极目南望，天高海阔，云兴霞蔚，胸襟为之一敞。登斯搂，确有去国怀乡，悲喜交织，难以自胜之感。
　　楼台空荡，但见两方石碑矗立其间，上面刻有两首七绝，字皆涂以朱红：
                          镇戍山海关
                重镇冲衢镇重兵，依山傍海枕长城；
                雄关自古名天下，虎踞营州瘴气清。
                           榆关怀古
                山海有关始自明，缘何向外乞清兵？
               　引狼入室城空固，万古平西一罪人！
　　下署"陆军第五师师长李则芬题"。
　　解放后重游此楼，石碑己不知去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这位题诗的儒将李则芬师长，己进入缅泰边境的"金三角"去了。
　　在山海关苦苦蹲了一个星期，车才告通。连夜重新办理箱笼行李向沈阳的托运手续。夜里灯火管制，全城停电，一片黑黢黢。车站的站务员靠风灯、蜡烛办公，忙乱紧张。办完手续，己是沉沉深夜。在返回旅店路上，不时听到哨卡厉声质问："干什么的！"，随之有清脆的枪栓搬弄声。山城充盈着临战的恐怖气氛，令人头皮发麻。
    翌晨五点钟，在混乱中挤上东去列车。车行徐缓，烟气迷蒙。行至高岭站，
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列车嘎然刹住，停了大半日。村民纷纷拎筐前来兜售鸡蛋、玉米、瓜果，或以锅盆来卖秫米饭，稀粥，价格远高于平日．旅客也有结伙去村舍买吃食的，大道上行人络绎不绝。直到太阳偏西，车又开始向前蠕动。不久，看见有列货车颠覆于路基下面。几名放岗的路警，荷枪向远方青纱帐头几个晃动的人影瞄准。后来打听到，今晨派出先行压道货车，行至高岭，不意几处道钉夜里被"八路"拔掉了，造成列车颠覆。该车乘警，望见后面列车驰来，以枪示警，使我们的车及时刹住，没酿成更大的车祸。
    夜色苍茫中，车抵锦州．车长通知，列车在此过夜，旅客可出站吃饭。明晨5时发车。由妹妹在车上看管衣物，我和母亲、弟弟去站前小餐馆饱餐一顿，然后给妹妹带回一些肉包子。我们在列车上对付休息一宿。待我醒来，车窗外已是晨光熹微了。拉开窗帘，看到"东阜新"车站木牌，方知列车离开北宁干线，绕道阜新了．这是我首次路过阜新。想不到十五年后，我从北大荒流放回来，被分配到阜新工作，在这里呆了十九年。前因后果，难道是偶然巧合吗？
　　下午车过新立屯，在站上买点吃食。暮色溟蒙中抵达沈阳。一日路程，担惊受怕地走了两天。谢天谢地，艰难旅程总算告一段落了。
　　沈阳市面，似乎初有端绪。父亲经科长协助，勉强搞到一套日式三室住房。把家安顿好以后，我住了几天。心中忐忑不稳，遂匆匆离家，返回北平。没想到这次离别，直到1949年春，东北硝烟散尽，江山变色，政权易手之后，我才历尽艰辛，重返沈阳，与家人团聚。
    离沈后，车行竟日。时近黄昏，残阳含山，车抵绥中。离山海关已经不远了。车长上来通知：前面有"情况"。车在绥中过夜。旅客必须下车。明晨5时发车。这个车站，离县城有几里地。站前几家鸡毛小店，瞬告客满。有些旅客只好进县城另觅旅店。不久，天又淅沥淅沥下起雨来。我和几个旅客，在一处店家的苇蓬下避雨，衣服多处己淋湿。夜色初降时，站务员提灯过来，动员老幼妇弱到站内空房过夜。后来我也跟随客流进站，被安排到警务段的黑屋。室内无灯，旅客横躺竖卧，满地是人。我们被告知：夜里不准外出，否则危险。我弄不清这一夜是怎样熬过来的。仿佛做了几个恐怖的梦。想到这里曾是关押伪满旅客动刑之处，不知有几多屈鬼冤魂命断此间，不禁不寒而栗。
　　当我回到洒满阳光的北平，迈进秀丽宜人的燕园，回忆这次风雨晦暗、荆棘载途的艰难迁徙旅程，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其中似乎也隐隐约约预示了今后人生征途的艰辛和命运的困厄。后来我写了"山海关"、"高岭、""绥中之夜"、"旅栈"等几篇忆述文章，分别在《华北日报》、《经世日报》上发表，以志其事。此时此刻，瞻念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忡忡。

5．面临转折
    在燕大读书，靠公助、自助，心里总不踏实，担心条件变化失学。  1946年秋。从报上看到南京政治大学招生的广告，全国设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武汉、广州等六个考区。校长为蒋中正。该校完全公费，除免学杂费外，还供给服装、蚊帐等。毕业后，较易就业。对我这样经济条件困难的青年，极具吸引力，也可视为最好的机会和最佳的选择。虽然估计该校政治色彩可能比较浓些，但我自恃以求学致用为目的，完全可以超然处之而不介入。同时估计到报考者，必然多为官宦子弟，或有高亲贵戚靠山；平头百姓子女，录取很难。我仅抱着闯运气，和试一试的想法而去报名应试。
    北平考区，报名约千人左右，预计竞争十分激烈。先经过口试和体检，合格者才能参加笔试。考场设在国会街北大校舍。我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关，前往参加笔试。我向同寝室的张世梁同学借了手表，从周祥麟同学借了自行车，骑车进城。借宿于和平门师大宿舍。笔试考了两天。各科试题，我都感觉得心应手，预计数学可得满分。考完回到燕大对同学说，如果能凭试卷取才，我很有希望。
    政大在12月21日发榜。我先在《华北日报》上看到录取通知，以后又接到校方的通知函件。北平考区仅录取8名，政法系5名，经济系2名，新闻系1名。我荣登榜首。通知要求于1947年1月6日至10日到校报到，逾期不报到以备取生递补。时间仅有半个月左右。当时津浦铁路不通，须从天津乘船到沪再转南京。路费难筹，船票难买，日期紧张。我给政大教务长段锡鹏写信，请求延缓报到的日期，杳无回音。又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科商鸿逵科长，申请资助路费和代买船票（该科主持招生和口试）。他态度冷漠，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办公经费困难，无力资助路费。船票嘛，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协助代买。"这使我深感失望。
    已任美驻华大使的老校长司徒雷登，于12月24日返回燕园过圣诞节。张世梁同学提醒我说，可以找司徒雷登，询问在他回南京时，能否搭他的五星座机去南京。如果能行，两个小时即可到达，既省下路费，还可准时报到。我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傍晚到临湖轩拜访老校长。他了解我因经济困难而欲转学的情况后，慈祥地说："大使的专机是不准外人搭乘的"。然后又问我："你愿意在哪里学习？"我回答："当然愿意在燕大学。"他微笑着说："那个学校不好。你在燕大学习的困难，我可以问问他们（指学校的有关人员），能否帮助解。"他说完以后，让我留下姓名和学号。
    老校长的一席话，打消了我南下的念头，扭转了我的人生方向。他是第二个改写我的人生的人。
    司徒雷登飞回南京后，燕大的总务长蔡一鹗先生召见我，了解我的经济困难情况。随后校方即提高了我的助学金档次，免去一半膳费，直至大学毕业。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老校长处理问题认真负责和细致周密的精神，留下很深的印象。
    过了政大报到期以后，才收到段锡鹏先生的回信，拒绝了我对延缓报到的请求，并指示须按期报到云云。这再一次加深了我的失望心情。从此我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在燕大读下去。
　　（报考政大的前后经过，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并经查证落实。据外调人员称，我写给段锡鹏先生的信，已在南京查到。此是后话。）

6．柳暗花明
      1946年夏，成都燕大的学生，回归北平母校。他们带来了新的政治气氛。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许多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麦风阁（今北大北阁）里设立进步书刊阅览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斯诺的《西行漫记》、《文萃》、《群众》等书刊，公开陈列，扩大影响。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力量，控制了燕园。学生自治会完全掌握在地下党手中。
　　我在自助工作中，结识了刘惟清、刘为佺、易有禄等进步同学。他们介绍我参加了辛垦社、磐石团契。从中又认识了鲍文生、蔡次明、赵文朴、叶祖孚等进步同学。
    通过社团活动和阅读进步书刊，我开始接触了进步思想，日益受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由于我出身于社会基层的清寒家庭，加以对当时社会存在不满，具有易于接受、靠拢革命的朴素感情。特别是进步书刊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春雨润物，使我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未来的新社会，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官僚腐败、社会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现状，非常失望和不满。
    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宣传书刊上，以及进步同学的传说中，使我产生了崭新的看法。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种种秕政，创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的新社会，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为此，我把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寄托在毛泽东和共产党扭转乾坤上。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追随进步同学，积极投入历次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潮流。
　　我参加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是1946年12月30日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暴运动"。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是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间最长、深入面广的是1947年暑假的"助学运动"；为了募捐助学，借住于城内北大三院和师大等处；曾在夜里深入北京饭店的楼顶露天舞厅，和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院。参加最后一次是1948年7月9日声援东北学生七五血案的大示威。可以说，地下党发动的历次学生运动，包括向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等，我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着白色恐怖亲身积极参加了。
　　1948年8月19日，当局公布了进步学生黑名单。军警包围各大学，进校搜查，逮捕黑名单上的学生。燕大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学生，有的先期离校；有的在外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深夜越墙出走，奔赴解放区；无一人被捕。在有国民党军官参加的搜捕学生的群众集会上，陆志韦校长发表了高风亮节的讲话。遗憾的是，陆校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斗，竟忧郁饮恨而终。
　　北平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我参加了护校运动。夜里登在校园北墙内的土丘上放哨，可以望见傅作义的军队，在圆明园一带挖掩体布防。 12月16日，看到十六军向城内撤退，有的军官坐在吉普车上，双手拄着战刀，昂首前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国民党官兵。1949年2月3日我和同学在前门箭楼一带马路上，作街头宣传，参与迎接解放军入城的群众欢迎队伍。当时，激情满怀，心头充盈着巨大希望与美好憧憬，迎接一个革命政权的诞生，迎接光明、幸福的新社会降临。

7．投湖的人
    1949年春天，柳絮飘舞时节。一天上午，我从燕园东门回六楼宿舍。经过未名湖东岸，遥望石舫附近漂浮着黑色物体，我未注意多想。当天下午，传来爆炸性的噩耗：老同学侯国聘投湖自尽了。上午我望到石舫边的黑色漂浮物，原来竟是侯国聘的遗体！他怎么会寻短见？刹那间我被惊呆了。
    侯国聘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四十年代末又返校进修研究生，是位老燕京人。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很有修养，具有睿智头脑和深邃目光，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他的人缘很好，被同学们尊为老大哥。从日常闲唠中，初步了解他崇尚A·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和F·D·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赞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对我国四十年代末的时局急剧演变，使他备感困惑和忧虑，心理上难以承受和适应。
    深厚的传统观念和经典文化理论，使他的思想感情一时难以与时代合拍。他不是唯唯诺诺、听任驯使的人；不甘心与世俯仰、随俗沉浮；从不天真地轻信时尚口号；从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什么主义教条。
    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殷切盼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他不愿看到与个人理想大相径庭的国事出现。这可能是促使他摆脱现实的一个主要原因。战国时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不就是由于忧伤无奈而投汨罗江的吗？揆度侯国聘的言行表现，他绝不是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者。投湖自尽行动，也许是作为最终表态来说明什么吧！他匆匆断然辞世，使多年寒窗厚积学识与过人才华一旦空抛，确实是令人深切惋惜的。
    我不禁联想到，在他投湖之前22年，曾有王国维老先生于1927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在他投湖之后17年，又有老舍先生于1966年在北京投太平湖自尽。虽然侯国聘同学的知名度远不及这两位宗师，而且所处时代、际遇和具体条件均有所不同，没有牵强比较的必要；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愿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而以身殉之。如从这个角度分析，三者在情节上如出一辙。
    侯国聘同学决心离开人世那天，还曾到体育馆看篮球比赛，与同学们谈笑自若的聊天。他走的从容，走的清醒。不难想象，处于生死分界的抉择是极其痛苦的。在那漆黑的深夜，他看不清未名湖边的山水草木，已无可留恋。但撇下贫苦的家庭和妻儿老小，总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吧！当时没有极大的勇气，是难以投身湖水的。那时正值暮春枯水季节，湖深不过一米。他投湖时，必须抓住水草强行溺水。他走得坚决。
    他的遗体打捞上来以后，由于在湖中浸泡较久，已膀胀得面目皆非。闻讯赶来的家属号啕痛哭，厥状惨不忍睹。这是1949年春天震撼燕园的一幕悲剧。
    他曾留下三封遗书放在宿舍书桌上，分别写给陆志韦校长、全体同学和家庭。它们都被有关方面收走。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死者遗愿加以公开，至今留下一个谜团。据传闻，他写给陆校长的遗书中说"......我认为共产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基督精神才能救中国......"他堪称是个殉道者。不幸的是，在侯国聘同学自尽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国遭受了极"左"路线肆虐。当时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控制人口，和踏踏实实建设发展经济、科教事业，而把主要力量投入阶级斗争，反复折腾、批斗、整人。当年几乎弄得家难安居、国无宁日。极"左"路线严重斵伤了国家元气，经济濒于崩溃，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毁灭性摧残。折腾多次，最后留下一个问题如山、困难如山、麻烦如山的烂摊子，和一大堆人口（其中包括大量亟待脱贫、脱盲者）。这二十多年间，燕京大学师生中有不少人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甚至死于非命；而且燕京大学被撤消，燕园易匾。对这些沧桑巨变，当年侯国聘同学是不可能预见的。但是他有幸没有遭受风风雨雨和坎坷磨难，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他不愧是个先知先觉者，走得适时，走得其所。
    五十年前，侯国聘同学怀着沉重的心情，诀别了燕园师生，撒手尘寰，悄然而去了。他的投湖自尽，当年在校师生，尽人皆知。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对这幕震撼燕园的悲剧，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衷心祷祝侯国聘同学的后人，都能完全走出他去世的阴影，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以告慰其在天之灵。

8．告别燕园
    1949年春，北平军管会号召支援大军南下，组织"南下工作团"。社会上掀起报名热潮。有些同学也参与行动。当时我考虑革命事业方兴未艾，大量工作需要专业人才。我仅剩一个学期即将毕业。我应当修够学分，完成毕业论文，掌握科学知识，从而更好地报效国家。
    大学聘请民主学者如翦伯赞、沈志远等前来讲学，传授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从学术上适应和迎接一个新的时代。
    临近毕业，学校请来了摄影师，为大家照文凭用像。有些同学认为旧的传统应该舍弃了，资历、学位都是可有可无的。干革命用不着这些。他们仅穿便服拍照。我和一部分同学认为，传统的学士礼服和方帽，是学位的象征，世界普遍采用，这与革命并无矛盾。干革命也不应当把过去的东西统统抛掉了。我和这些同学仍坚持穿礼服拍照。时至今日，全国各个高校都注重穿用各种学位的礼服，讲究学历、学位。当年未穿过礼服的同学，也许会感到某种遗憾吧！也许有人会反思当年"左"得头脑发热呢！
    6月28日，在贝公楼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乐声起伏，我已泪眼模糊。自忖一介清寒学子，能从这所驰名中外的学府大学毕业，饮水思源，永远不能忘记母校、老师的春风化雨之恩。立志做一个无愧于燕大的大写的人。
    6月30日，青年团法学院分支在孙会元、蔡次明等同学主持下，通过我入团，为正式团员。（没有候补期）
    7月7日至8月8日，前往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学习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革命人生观》，以求统一思想认识，利于分配工作。学习团结业后，我被分到东北。到东北工作的共约八百多人，由林宗棠、章硕夫等带队，乘一列闷罐货车，浩浩荡荡，前往沈阳。我们住于北陵实验中学，等了半个月，组织上宣布分配方案。我被分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后改为"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我从此结束了16年的学生生活，走上工作岗位，步入社会，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　　苦难年代

9．扬帆起航
    我到东北财经委员会报到后，根据所学专业，分配到财政金融处。这个单位，是东北地区经济的最高决策行政机构。各级领导都是老干部，行政人员则是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业务人员，主要是我们这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以后又从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招聘来一批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旧政权机构人员。政治空气浓厚，人员作风基本上是老解放区的一套旧习，"左"的味道十足。
    早期办公地点，在太原街二号的中长路大楼里。当时已有部分苏联专家进驻。组织上对苏联专家保卫照顾严格周到。中国职工不得靠近、接触。我初入庙门，对此莫测高深。大楼有个职工浴室，晚上我想进去冲澡。未到门口，便有警卫挡驾。他态度冷漠，语气凛然："现在苏联专家正在洗澡，职工不得入内，你要赶快离开！"我碰了一个硬钉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想，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把外国人奉为"太上皇"，没把中国职工放在眼里。自己深感尊严受到辱没。过去在大学读书时，学生和外籍教授专家的关系很随便，相处无间。现在这样对待苏联专家，一时很难适应。以后在各种宣传报导上，对苏联老大哥、老大嫂推崇备至，奉若神明。只能尊而远之，逐步也就习惯了。不过，浴室门外警卫人员那付嘴脸，却在内心留下抠不掉的深深烙痕。
    那时老干部都是供给制，住多室小楼，配备警卫、保姆，分配各种日用品，卷烟等档次均较高。在机关吃小灶，每餐细粮并有鱼肉。服装均是毛料。出入配有小车。一般职工开始薪金制，每月工资为153斤高粱米。在机关用钱粮票吃大灶，多为高粱米饭、蔬菜。老干部和一般职工，等级界限森严，泾渭分明。这在我的头脑里，对革命领导干部开始形成一种特权阶层的印象。加之不少老干部进城后多拥有年轻美貌的"爱人"；很多年轻姑娘，瞩目老干部，想攀高枝。当年流行一则笑话说，一个女大学生和老干部谈恋爱，月下散步，女大学生说："一轮皓月，像银盘，多美丽呀！"老干部说："像个大烧饼，有啥美的！"这更加深了头脑中那种特权阶层的印象。
    我在大学里，已习惯于燕大的民主自由作风。初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政治气氛浓厚的领导机构，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人际关系，都有崭新的感觉。有几点突出的印象：强化上下关系，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赞成发展职工间横向密切关系，认为是搞小圈子。向组织及时汇报个人思想情况和周围群众思想动态，叫做靠拢组织，是进步表现；反之则为不靠拢组织或落后表现。积极要求进步（如要求入团、入党等），谓之政治上开展；否则视为不开展。讲话注意分寸、场合、影响，视为政治上成熟；反之，讲话随便，或讲了不该讲的叫做犯自由主义。发牢骚，有不满言论，轻则谓之"说怪话"；重则称为错误言论，甚至称为反动言论。遵守组织纪律，不松弛懈怠，谓之组织纪律性强；反之，作风拖拉、松散，称为作风自由散漫。等等。这些显示了以党为核心的铁的纪律。我开始很不习惯、不适应，逐步严格约束自己，渐渐适应，然后达到自觉自动奉行不怠。
    那些从南方招聘的人员，言谈作风上，明显带着旧社会、官场的习气，与老区带来的政治气氛，很不协调，有明显差距。抗美援朝给沈阳带来了紧张局面，招聘人员几乎有一半离职溜回关内了。
    年轻人的可塑性与适应性都比较强。自到工作岗位后，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通过不太长的时间，较快地适应了新工作、新环境和新的人际关系，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1950年底，在机关党公开的大会上，我即申请入党，并在处的群众评议会上获得通过。1951年机关评选了22名"优秀机关工作者"，我名列其中而获殊荣。处领导安排我担任业务组长，团小组选我为小组长。建国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我都是处于"积极分子"的地位。
    1952年底，大区建制即将撤消。中央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被遴选上调。第一批从各单位抽调二百多人，奉召集合于东北局俱乐部开会。由东北局付秘书长马洪主持，宣布到中央工作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后来得知，马洪也调往国家计委任秘书长。
    1952年底，在我离开学校三年半以后，重返北京，住于北河沿原北大三院旧址。先在朝阳门内中财委院内上班，以后转回北河沿办公。国家计委的住宅楼建成后，即迁往三里河工作。
    从参加工作到1955年的六年间，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传，等等；但是我这只下海扬帆启航的人生之舟，经受住了政治风浪的颠簸，向前航行中，基本上是顺风而平稳的。

10．触礁蒙难
    我常常想，人生有如航行在波谲云诡的海洋上的舢板，随时可能碰上惊涛骇浪而遇险罹难。我的命运之舟，经过一段顺风平稳的航程之后，在年近而立之时，风云突变，不幸遭遇一场飓风。触碰了突兀的礁石，几乎樯倾楫摧，舟毁人亡。从此人生转入逆境，在风雨如晦，坎坷蹭蹬中，滚爬了24年。
    那是我调入国家计委的第三个年头。按谶纬祲象说法，运交华盖，流年不利。1955年，反胡风运动甫告一段落，接踵而至地掀起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

一向自恃
    面对这场运动，我的心情平静如水。自恃市贫出身，学生成份，历史简单清楚。无政治污点。未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无反动的社会关系。与党无宿怨新仇。自揣即使够不上根红苗壮，也堪称洁净清白。而且在大学时代便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历次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 1949年在大学建团时，便入了团为正式团员。从1950年起便积极申请入党。
    自我掂量，个人的政治面貌，是秃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即使不视为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也断无粘上"反革命"嫌疑之理。

祸从口出
    诸葛亮说过："夫难平者事也。"1955年肃反运动，我竟被当作"反革命"嫌疑人，遭受批斗，几乎隔离审查了一年。        
    究其缘起，还是祸从口出。单位从华中分配来一位名叫楚崑亮的湖南籍大学毕业生，和我在一个处工作。他关注政治，对时事敏感，好动脑分析，很有独立见解。我虽然参加工作已有数年，但胸无城府，并不老到。竟鬼使神差地对他产生好感，接触较多。
    当年我们都是独身，在食堂吃饭。傍晚常常一起在三里河、钓鱼台一带散步。有时一块参加附近单位的舞会。往来时间长了，彼此谈话比较随便。除了生活上的牢骚，有时也议论时事政治。例如他说过，共产党搞政治运动，就是打一打，拉一拉。听来感觉挺新鲜。我记得解放初期开大会，挂毛主席和朱老总两人的像片，喊两人的万岁。后来朱老总的像片和万岁都免了。重要场所悬挂马、恩、列、斯、毛的像片。于是我猜想在国际共运中毛主席要当第五位领袖。在闲谈中我把这种猜想也告诉了楚君。他也有同感。
    听了机关的"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之后，这位楚君求功心切，突发奇想，要抢先有所表现。他将我们日常闲聊的话，作为问题，主动向领导人作了"坦白交代"。无风起浪，引火烧身。我遂遭受池鱼之殃。副局长廖季立在大会上宣布我和楚君及另外陈、邵二人为审查对象，勒令作出交代。于是接连不断的大会、小会轮番斗争，动用群众威慑，大搞逼供信。同时实行所谓隔离审查。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上食堂、蹲厕所，都有专人跟踪监视。工作几乎停摆。
    楚君年轻，平时可能已用心思记下了相互谈话，交待问题使领导满意，被认为态度好。我平时有口无心，谈话过耳不留，回忆起来顿感茫然，交代很费劲，还被认为态度不好。
    当时看架势，领导层估计我是大有历史背景、潜伏很深、十分危险的敌特人物。甚至推断我积极申请入党是伪装进步，用以掩护潜伏。竟荒唐到把个人的进步要求，视为阴险政治图谋，一再逼问我申请入党的目的。

涉嫌女友
    斗争中，横生枝节，又牵出涉嫌女友的复杂问题。
    为说明原委，还得插叙一笔。我在大学时，英文已有一定基础。但五十年代一边倒，排斥西方，英文派不上用场。当时中苏关系火热，苏联专家、苏联经验，不可或离。我急于要掌握俄语，于是报考了机关夜大学俄文班。恰巧此时局里调入一位中央首长女儿。她曾留苏多年，是位才华出众的高干子女。我为了强化俄语练习，表示甚望得到她的辅导。她也乐于相助。彼此常以俄语对话，看来很有点投缘。
     当时正上演苏联的彩色故事影片《萨特阔》，片中女主角名叫柳芭娃，人很漂亮。我和她开玩笑说："你真像柳芭娃！"并以柳芭娃称呼她。她欣然接受。
　　1955年春暮。韩处长（局长夫人）带队去四川调研。我和柳芭娃均被选为随员。这次公出，为我练习俄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自然两人谈得较多。归途中，船泊万县。正逢周末，我和柳芭娃等一起到山顶公园参加了舞会。在宜昌转船期间，旅店的老鼠把我的中山装衣兜咬个小洞。她一针一线为我缝补完好如初。在去武汉的客轮上，又一起参加了晚会并跳舞，相互问配合默契。我的舞步竟得到她的青睐。在汉口旅店候车返京期间，我和她及另一姓徐的女同仁，出于共同兴趣，一起过江游东湖。刚到武昌，徐女士看天色阴沉，自己提前返回。我和柳芭娃坚持游了硌珈山、东湖。天降大雨，衣衫均被淋湿。赶回旅店，已暮色苍茫。我和柳芭娃属于同仁、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竟被"积极分子"把细枝末节一一汇报到处长耳畔。处长也格外注意并默记于心。
    在我迭遭斗争时，局领导根据汇报竟作出荒谬判断，认为我与柳芭娃往来密切，是放长线钓大鱼，阴谋从她入手，捋着这根线摸进中南海，搞中央的谍报。为此，我又挨了多次斗争，追问我和她的关系，诱逼我承认强加的政治阴谋。

纵深抠挖
    当时我住独身宿舍，除了铺盖和衣服、书籍，别无长物，无家可抄。有一天他们趁我不在办公室时，将我的办公桌各个抽屉，彻底地翻腾搜查一遍。当然只能是一无所获。经多次外调之后，估计是搞不到什么有关"反革命"的材料或证言。有位处长训斥我说："你尽让我们去找那些为你说好话的同学！"我的同学只能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会无中生有、编造坏话。这使他们很恼火。于是又变了新招，扬言要去那些特殊地方找那些特殊的人（即去监狱、劳改队等处找在押服刑的人员）去调查。并说："只有从这些人嘴里才能抠出你的老底，让你现出原形"云云。还怕对方一时想不起来，向我要了几张像片，以便对证。可谓用心良苦。幸而这些特殊人员只讲实话，没有捕风捉影、栽赃诬陷。负责外调的头目一连跑了多日，估计仍然是瞎子点亮一一白费蜡，一无所获。从此没有再纠缠历史问题，和向我进一步斗争逼供。

思想溯源
    内查外调，斗争逼供，在政治背景上找不到裂口和疑点。他们仍不甘心，要从解放前的思想言论上溯源头。问我过去写过什么文章。我如实交代，上大学时，曾在平津报刊上写过一些文章，并将所用笔名（如林绯等）告诉他们。于是由一名组长带队，组织几个人，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查阅解放前的报刊，进行摘抄（当时尚不能复印），忙活了多日。后来我想起沈阳家中有我发表稿件的剪报，辑集合订加以收藏。经他们同意，写信叫我妹妹专程送来，以供审查。当时我自忖这些稿件多是揭露旧社会黑暗面，抒发对当时不满，具有一定进步性，料无纰缪。然而我估计得过于天真了。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摘录个别词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把反面人物的话，硬说成是我想讲的话。以这类荒谬逻辑，硬说成写了反动文章。他们不听我的辩解，还斥责说："那时候，全是反动报刊，只会登反动文章。"最典型的例子是《湖边》一文（见后面"留此存照"）。
    在《湖边》一文中，我描述了1948年的大学生里，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进步型的，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标志，歌声由小到大，以象征进步力量发展壮大。其次是中间型的，天天跑图书馆、钻书本；对落后学生不齿于为伍；以其激动地奔向歌声，寓意由中间向进步转变，投入进步激流。最后是落后学生，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对进步学生运动嘲讽辱骂。这些话只能出自落后学生之口，才符合情理和其身份。绝不能以此代表作者的话，否则就是不准写反面人物，不准反面人物开口讲话了。
    当时局领导看到摘抄的落后学生的几句话，如获至宝，把这篇文章定性为反动文章，似乎挖到了我的思想源头。他们既不从整体上对文章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也许无此水平或不愿这样去做），又不考虑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事实（积极参加学运，怎能又去辱骂学运呢？）这只能理解为，他们为作结论而拼凑材料，深文周纳罗织"莫须有"罪名罢了。
    有若干揭露旧社会黑暗面的文章（如"荒城吟"、"黑暗中""冰夫"等），因
其中无可资利用的词句而只字不提，可见其心术不正。
    经过长时间隔离审查，斗争逼供，还有个别人甚至朱平山处长（党支书）在会上粗野辱骂"狗日的"来施加压力。结果查不出任何涉嫌"反革命"的蛛丝马迹，挤不出可共"肃反"的油水。最后不得不落下帷幕，草草收场。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向我展示一份手写的审查结论，主要内容有三条：经多次调查未发现参加过特务组织；是思想错误；免予处分。一纸结论手稿，始终未形成正式文件，未做任何善后，不了了之。
    这次所谓审查，把羊当狼打，硬要把自己的诤友推向敌营。折腾一年，劳民伤财，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遭受了严重摧残和损害。人际关系蒙上浓重的阴影。相处几年的女友，怕受粘连而与我分道扬镳了。这场运动的后果和影响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不堪回首的。

历史教训
    历史昭示我们，"肃反"和其他政治运动相同，是人治社会的具体表现。一个执政党，负责治理整个国家，全体人员、各种历史档案，方方面面都在自己手中掌握。发现可疑的人和问题，只能依靠公检法内查外调、布控监视、一追到底，使问题得到澄清和水落石出。不应仅凭怀疑，就肆意揪人，利用群众变着法儿斗争逼供。以免使问题扩大化和导致冤假错案。要切实尊重公民的人权。不得恣意侵犯人权。以法治代替人治，实现有良好秩序的法制社会。使老百姓真正得以摆脱恐惧之虞而安居乐业。

一点感慨
    我国古时候，在封建社会残酷统治下，民间曾流行一旬话："关上门骂皇帝"。《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中，女老板阿春有句道白：在美国有两件事很平常，即谈性的问题和骂总统。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一青年投掷臭鸡蛋弄脏了西服。结果那个青年仅仅被判罚几个英镑（用以洗净西服）完事；并未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什么政治问题。在具有现代化文明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国家领导人与老百姓都属于国家公民，在身份上是平等的。领导人真正是纳税人的公仆。如果老百姓因为谈论（还不是攻击谩骂）领导人，而被视为冒犯天威，大逆不道，或怀疑有政治问题，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大张挞伐，那将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这与我当年的实际遭遇，相去有多么遥远！四十多年前，我的命运之舟，在狂风暴雨中触礁。挣扎经年，虽然幸免舟覆人亡，但严重创伤留下的深刻伤痕，作为历史的耻辱见证，是永远不能消失的。

留此存照
    四十年代后期，我读大学时，为弥补经济困难，谋点稿费，在平津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作品和译文。现选取手边仅存的的《湖边》、《荒城吟》、《黑暗中》、《冰夫》等四篇，留此存照，作为当年的历史见证，供读者参考和鉴定。
（附1）湖边
    闭馆铃响过了，他丢下报纸，轻嘘一声站起来。
    偌大的图书馆空落落的，只有那几十位每天在这里会面的同学，还在兀兀苦
读，不愿放下书本。
    "真快，不知不觉又十点了。"
    他自言自语地走出图书馆，脑子有些胀，里面充满了：××已展开凄惨肉搏；××吃紧；五百万大钞出笼；××血案续有死亡；凶杀案；大抢劫；自杀昨日数起......眼前遂展开许多可怖的阴影。
    夜风，拂去他的思虑。他走着黑暗而坎坷的路。
    遥遥地由湖边传来一些乐曲和笑语。留声机的"支那之夜"停止后，吉他琴又奏起夏威夷的舞曲，接着又有人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
    他渐渐走近湖边，觉得周身发热。
   "老×，太用功了，来这里聊会吧！"
    向熟悉的声源望去，笑语乐声起处，在灯影里约有七八个人。
    他奇怪小梅怎会混到他们堆里，为了看看还有谁，遂漫步走向湖边。
    果不出所料，还有常被称为××之公子者类。他瞪了小梅一眼，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勉强凑近小梅坐下。
　　"老×，准备放洋吗？放假了，还用功！"一阵讽笑。
  　"老×，刚才我和他们玩半天扑克。湖边比宿舍凉快得多，就是有蚊子。"小梅为他解嘲。
　　夜风在吹。
    "他妈的，食堂又要改吃丝糕了，下月还得上外面包饭。真懒得来回跑。"
　　"上聚英堂吧，菜的味道好。而且，芳芳也在那里包饭，你们天天可以食同席了。"
　　"别开老子的玩笑......报上尽造谣，说什么长春的树叶都十万一斤，谁肯花十万买它？"
    夜风在呜咽，湖上有微微的水波声。
    香烟缭绕，星月朦胧。
    "查理士，明天的‘璇宫艳后'到底看不看？"
    "我得考虑一下，未必有‘荡妇'看着过瘾。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不
是汤姆？"
    "好大架子，反正已有亨利和泰瑞保镖，你不去拉倒！"
    "好，我去。不过你得借给我那件新的斯麦脱衬衫。"
　　夜风在呜咽，黑云掩去了星月。
    "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十六年前的义勇军进行曲，又在远处澎湃起来。
    "这群家伙，听说明天又要游行。"
    "他妈的，都给逮进特种刑庭去才好。"
    "别看闹的凶，到里面两板子就得叫亲娘！"
    "............"
　　歌声近了，更宏大了，压下他们的笑语。他奔向歌声跑去，两只手有些发抖。
    歌声远了。
    湖上的夜风，吹来了夹杂冰雹的暴雨。
    在飘忽的闪电光里，映照出湖边有一些散乱的扑克牌，被遗在摇曳的草丛。
                                                七月中于风雨之夜
                            （刊于1948年7月《北平日报一凯旋门》）
（附2）荒城吟
　 留在这里的，只有旧日的月光。但月光也格外凄清。
    静悄的月光，爬在时间遗下的残骸上，映照出一只凄迷的梦，摸抚着生灵心底的悸痛。
    这凄迷的梦：
    矗立的楼厦，喧嚣的车马，接踵的行人......灯华闪闪，烟尘迷离，乐音缭绕......女人在媚笑；大腹贾在打着算盘；皮包客在数着钞票；醉红脸的瘦军官搂着舞女狂吸雪茄......无辜的青年抖着镣铐悲歌；瘦弱的皮包骨倒下了，又添了许多褴楼者拿着破碗......
    这凄迷的梦碎散了。
    断垣、颓壁、焦栋、坍梁、瓦砾和泥土，埋葬了一切，压下喧嚣，覆灭灯火。
    在破落的瓦砾堆中，放散着硝烟的气息，和刺鼻的腥污。
    凄清的月光，抚摩着街上暗黑的血痕，陪伴着瓦砾中无数幽怨的灵魂。
    豪华已成过去，遗下是只有丑恶。
    夜风呜咽地吹，倾吐着尘世的凄凉和寂寞，叩打着生灵心底的悸痛。
    于是，血染的道路，又洒上泪珠。虽然现在留下的，只有旧日的月光，但荒城总会唤来遥远的晨曦。
                                          （闻"荒城之月"后作。）
                          （刊于1948年5月6日《北平日报一凯旋门》）
（附3）黑暗中
    从下午就停电，煤油早已用罄。我赶快把饭做好了，可是他许久还没回来。于是趁着不太黑，让孩子们先吃了饭，又对着他们讲几个故事，他们便睡了。在初浓的夜色里，我静静地伫立在窗前，向远天翘望。
    突然一阵敲门声，我惊喜地由黑暗中摸索出去。由熟悉的咳声，我知道是他。
    ——为什么回来这样晚？
    ——下班前就上报馆取稿费，回来时，途中戒严，绕了好多路。你吃了吗？
    ——没有。炉子还没全灭，饭不至于凉。跟你一起吃，对你的劳累，是一点安慰吧？
    ——是，你的话就足以安慰我了。这么黑，那个蜡头呢？......唉！以后稿子也写不起了。笔墨稿纸，还得加上煤油钱，除非半夜爬起来写......
    ——别乱撞，我早预备好了。不过我们得抢着那点光快些吃！
    只剩五个窝头，我刚吃一个，看他疯狂地吃了两个半，于是我又喝些半凉的菜汤，便放下筷子。
    ——你怎吃得这样少？
    ——胃有些不舒服，你快都吃了吧！......喂，赶快把窝头拿到手里，蜡要灭了！我把菜汤慌忙倒在他的碗里，仿佛溅出一些，室内便完全黑暗了......
    ——吃完了吗？碗什么都别动了！
    扑咚一声，他扑倒床沿上，我急忙去拉他。
    ——脚绊在椅子上了，把腿磕得疼。
    ——你倒小心......
    ——妈！妈！
    小萍由床上吓醒了，正好滚在他的身上，很巧地被我抱起来......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发狂。
    又把小萍哄睡了。我疲呆地望着朦胧的窗外。
    ——你看，外面发白，天快亮了吧？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是你对月色的幻觉。绯，现在是个漫漫夜，黎明，黎明还在遥远哪！
                  （刊于1947年3月1日北平《经世日报一一经世副刊》）
（附4）冰夫
      "嘿——哟呼嘿——"
    粗壮的歌声，颤抖在冱寒里，撕破黎明的岑寂。
    那时湖边没有一个人，但冰上却列着两队短装的工人。举起沉重的附有铁头的木桩。用力地凿下去，又吃力地举起来，砸下去，冰上发出"咯，咯"的声音。每人头上都冒起一团白气。
    随着歌声的起伏，冰上也发着"咯咯"的响声。冰屑飞起来，冰上留下了乳白的疤痕。疤痕渐渐深陷，终于"吃——"的一声，一大块冰被凿开了。
    工人们跳上去，又把它凿成较小的长方冰块，凿冰的工作便完成了。然后开始拉冰。
    两个工人用带钩的长竿一搭，漂浮的冰块，很容易地便被拖到冰上了。然后用绳子拦腰一拴，便可拉起来走。在冰上拉着冰块，看起来不太吃力。最困难的，要算上坡了。
    用木板由石岸斜搭在冰上，成了一个登陆的斜坡。本板两侧立着一些木桩，支持着桥上的重量。
    他们一人一块冰，列成三队，吃力地把冰拉上板头。然后弯着腰，喘着气，拼命的地用手握住斜桥的木栏杆，一步，一步，汗向下淌着......
    拉完了，又唱起粗壮的歌，再去凿冰。
    冰窖里己堆起了亮晶晶的小山，看来相当美。
    淡白的阳光，掠过肃穆的塔尖。湖上仍洋溢着凛冽的冱寒。
    他们慢慢地走向湖滨来休息。每人都穿着败絮破袄，脚上一只小皮船里填满"洋胡草"，很像东北人的"乌拉"。他们黑而瘦的脸上爬满皱纹，一双粗而大的手，皮肤上爬着冻裂的纹痕，露出红的肉色来。
    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拿出旱烟管，点了一袋烟，一面吸着，一面呆呆地望着湖上。一个较年轻的工人由口袋里取出一块褐而硬的窝窝："他妈的，这东西吃多少也不济事，一会儿就饿！"
    "可不是，粗粮愈吃愈能吃。"
    "他妈的，工钱根本不够，粮食还一个劲儿涨！"
　　"二虎子这两天怎样了？"
    "唉，昨天又吐血了，已瘦得不像样了。买不起药，房东还直要涨房钱，不涨钱就撵搬家。他的老娘已哭了好几次。唉，快六十岁的老太太......"
     "我看二虎子一定是拉冰累的。"
     "他妈的，都累死吧，看阔人们在热天还吃冰不吃？"
     "哼！你累死了唬谁？想拉冰而抢不上的人多着那......"
    湖上又唱起了粗壮的歌声，伴着"咯，咯"的冰声，像诉苦，像哀怨，像愤怒，震撼着湖上，抗拒着隆冬的冱寒。
     "嘿——哟呼嘿——
　　嘿——哟呼嘿——"......
                  （刊于1948年2月17日北平《经世日报一一经世副刊》）
    这次肃反运动对我的"审查"，把一个共产党的追随者、拥护者、争取参加者的青年，当作敌人来批斗，使我在各个方面都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内心痛苦而委屈。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基于对党的信任和希望，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当面交给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常明同志。其中提出肃反扩大化，捕风捉影，仅凭怀疑即对无辜同志批斗，岂非政治迫害！要求做好善后工作。党委将材料束之高阁，没有下文。然而这份材料为我埋下祸根，为以后反右挨整和长达22年的苦难投下伏笔。

11．风雨落英
　　1956年，我转入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综合计划局。当时正值心灵遭受重创之后，精神苦闷至极。这时，在团的会议上，我认识了物资储备局团总支组织委员小何。她是湖南人。参加革命奉调北上，分配到这里工作。她清秀文静，笑带酒窝，有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肌肤白皙。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以后在机关晚会中，曾和她一起跳舞。渐渐熟悉起来，并有了感情。在初期交往中，我给她留下较好的印象。她认为我很有头脑，举止潇洒。她虽年轻，但很老到。她曾侧面向我局上海来的同仁戴小姐打探我的情况。戴对她说："喏，阿拉看他是一个身上落满灰尘的人！"想劝她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小何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她观察我人品端正，心地善良，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身上有灰尘，那是外面落下来的，她要帮助掸掉这些灰尘，还以清新面目。在两人闲侃时，她无意中透露给我的这一心情，使我铭感至极。暗自庆幸遇到一位眼光睿智、思维脱俗的好姑娘。
    当时我听到国家统计局有位身材矮小、类似侏儒的姑娘，别人想为她介绍对象，征求她的要求标准时，她回答说："三yuan一长"（即党员、技术员、工资80元、科长）。这一择偶标准，不胫而走，在一些国家机关广为传扬，成为青年男女饶有兴味的谈资。当时国家机关青年男多女少，比例悬殊。所以这一择偶标准很有市场，并使若干男青年闻之畏怯，甚至沮丧。
    我听了这条趣闻以后，曾嗫嚅地小心试探过小何说："按当前‘三yuan一长'的说法，我除了工资达标外，其他三条均未入流。咱俩相处，你不感觉有点委屈吗？"她听后扑哧一笑说："你咋也忒看重时尚了？我认为，人格是第一位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虽未入党，没当科长，但经过努力，你都能实现。虽非技术员，但你不是业务骨干吗？干吗要去斤斤计较这些呢？我说的对吗？"
    通过这次对话，我仿佛越过一个很高的门槛，心里感到格外愉悦和轻松。这时，在我俩的面前，似乎突然展现出辽阔原野和爽朗晴空。
    其后，我俩常常出双入对。一起在三里河一带各单位，直至北京饭店、文化宫参加舞会。去北海、昆明湖荡舟。在东安市场奇珍阁等湖南饭馆共进晚餐。一个秋夜。我俩在北海的闪烁灯影里泛舟上岸之后，忽然来阵风雨，气温骤凉。两人衣衫单薄，瑟瑟发抖。躲进五龙亭，看到几对恋人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和她灵感所之，立即模仿，两人拥抱偎依取暖。......花前月下，曾经留下永难忘怀的绮丽往事，和一串甜蜜幸福的回忆。
    国家建委的老李，是我的好友。他曾数度与我和小何一起出游，并以相机为我俩留下不少珍贵的镜头。后来老李调往洛阳拖拉机厂。他所拍摄的珍贵照片，也在"文革"中付之一炬，荡然无存了。
    经过一年多相处，两人心心相印。如有几天不见面，心里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这时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了。
    1957年春暮。有天我俩坐在中山公园临近护城河的长椅上。她斜着身子偎依在我的怀里。圆圆的脸庞，一双大眼睛似睁似闭，稚气中蕴含着圣洁。我抚摸她的手臂说："让苍松古柏和故宫角楼作证，我俩相伴终生吧！你能答应我吗？"她调皮地莞而一笑说："你总脱离不了书院的学生气。好吧！我也奉赠你两句心意：天涯地角，形影相依；海枯石烂，永不分离！"两颗相贴的心剧烈的跳动着......这天，我俩商定在国庆节结婚。然后到王府井中国照像馆拍了订婚合影。并去百货大楼着手选购了一件米黄色有花鸟图案的双人床单。
    人意不敌天意。可怜两颗痴情而善良的心，在沉浸于婚姻希冀的梦境时，反右的魔影已在他们头顶睥睨他俩，并流露出冷酷狞笑呢！
    1957年，农历是丁酉年，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年头。有人说，在政治上它是大灾之年。年初我曾听到坊间流传的一则民谣说："丁酉丁酉，鸡鸣泪流；是非非是，鬼忧神愁！"我对这几句话，感觉有点蹊跷，心中忧疑不定。有天我向小何说了，想听听她的看法。她抿嘴一笑说："我从不轻信什么民谣谶语、卜卦圆梦一类的事。不过，就这四句话的文字表面看，似乎点出了不祥的苗头。别去多想吧！管它呢！"
    时隔不久，伟大领袖经过周密谋划之后，又掀起了整风运动。我有肃反运动挨整的教训，已成惊弓之鸟，深惧因言贾祸。曾不想参加（当时传达可以不参加）。但考虑身为团小组长，又在申请入党，此意难以启齿。综合局整风领导小组召开非党同志（包括团员和群众）座谈会，要求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人们在左顾右盼，疑虑重重，一再冷场。党支书朱平山号召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希望大家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这次运动决不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云云。经再三动员，我自忖身为团小组长，不得不硬着头皮带头发言。在几次会上我提过的意见，可归纳为四点：肃反扩大化，伤了一些同志；我国应由人治走向法治，建立健全法制；调整工资工作存在厚此薄彼；对干部重使用，轻培养。会议留下记录。
    待鸣放差不多了，开始收网。党支书朱平山的"三不"保证，瞬间化为诱饵。言犹在耳，却图穷匕现，露出杀机。整风领导小组利用会上的鸣放发言材料，开展反右斗争。
    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开始，小何便有警觉的预感，忧心忡忡，不时向我了解一些开会情况。反右开始后她说："我们处的一位姓钱的老会计师，只说了一句‘现在的会计教材老掉牙了，'已遭到严厉批判。"后来钱老因这句话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小何流露出为我担心。我说："如果我也受到批判，你怎么办？"她忧伤他说："别的方面都好说，就怕顶不住政治上的沉重压力。"她的话不幸而言中。
    在八月份，距婚期仅剩两个月时，我不幸被揪了出来。大会小会辩论，后来把我写给国家计委党委对肃反挨整的申诉材料也转到国家经委，从中断章取义，摘引某些字句，张榜示众。结合鸣放发言材料，诬我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除了张贴满墙大字报，还煞费苦心，画了连环漫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在所谓"辩论"（实际是指定专人作专题批判发言）中，甚至断定当年我国已是具备健全法制的法治社会，已有了宪法、选举法、婚姻法、镇反条例、惩贪条例云云。强词夺理，自以为是。今天我国的法制尚在继续健全、力求完善之中。回顾当年那些批判堪称幼稚无知，甚至有些荒诞。但在那个极"左"年代，则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听凭宰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经委大院墙面不敷需用，又在院心搭起了席棚。加之各种辩论会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一时竟使机关大院阴风凄厉，乌云翻滚，混乱嘈杂，恍如庙会闹市。在如此凶狂险恶的氛围中，有关组织方面已一再向小何敲警钟："要站稳立场，与他划清界限，否则后果自负！"她被吓得魂惊魄乱，心神交瘁，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她不得不对我躲闪回避。
    我自料大难临头，不能幸免，内心痛苦至极，由悲观失望而愤懑绝望。那时三里河西北角是乱葬坟岗（后建为13路公汽总站），古木衰草，荒冢枯骨。一派凄绝悲凉。我去那里转悠几次，自叹政治生涯已是日暮途穷。在这种社会里，个人完全是人身依附于组织而生存。一旦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将永无翻身出头之日。即使苟且偷生，也将立锥无地，生不如死。几番想向老树横枝一挂，了却此生，脱离茫茫苦海。总是尘缘未尽，心有未甘。终于挣脱死神的魔掌，忍辱负重苟活下来。
    有天晚上，街头冷清寂静，我正独自徘徊，不意邂逅了小何。看看四下无人，遂拉她到就近一家不为人注意的小餐馆，找个僻静角落就坐。我要了两杯啤酒和两个冷盘。两人相对，默默无言。谁也无心吃喝。我鼓起勇气说："我想反右这个关卡闯不过去了。我很对不起你。我不想连累你。"她叹口气，摇摇头，冷冷地说："我是团总支组织委员，你说我能顶得住吗？"沉吟了片刻，她继续说："咱俩的缘分，今生只能到此了。把我忘掉吧！相处两年，我总得向你有个交代。我才豁出来同你一谈。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今后，处世为人，要谨言慎行。希望你善自保重吧！......"她来不及说完，语音哽咽，泪水盈眶，强自忍抑。匆匆起身，脚步踉跄，夺门而出。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街角。一颗正在滴血的心灵，如瓷杯落地，完全破碎了。痛苦、悲愤、绝望交织在一起。我经历了人生极度悲哀的一瞬。其后强自镇定。望望两人未曾动过的酒菜，无奈地付了款。嗒然地离开餐馆。在幽暗坎坷的路上，踏着心底的滴血，踽踽地走去。此后再也没到这里来过。
    后来我认识到，肃反运动没挖出将我打成反革命的根据，幸免于难；但写了申诉材料上交，授人以柄，无异于自投罗网。在整风运动中，即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也是在劫难逃的。反右以言论、文字定罪。没有言论，也能以"腹诽"论罪。掌权人可按上峰首长的意志指哪打哪，不受任何条框约束。我于1955年已注定了一生的命运。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遂致1957年中箭落马，遭灭顶之灾。
    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受到撤职、开除团籍、留用察看、行政降四级（由17级降至21级）、工资由99元降为62元的凌厉处分。
    凌空而降的反右大棒，也为我和小何曾经海誓山盟的两年恋情，画上了苦涩至极的句号。她为了摆脱反右的阴影，决心离开这个伤心的环境。藉干部下放劳动之机，积极申请参团（由局长董晨带队），到湖北黄陂劳动锻炼。从此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破镜永难再圆。
    当年在阶级斗争淫威下，以政治划线，不容许亲情、友谊存在。在反右大棒重捶之下，许多幸福温馨的家庭破碎了；多少恩爱夫妻被迫离异分手了！何况我和小何尚在恋爱、未来得及成婚立家的两个独身呢！人是孤苦可怜的。恋情是极其脆弱的。什么海誓山盟，在阶级斗争和反右大棒威慑之下，都是不堪一击的。顷刻问便会灰飞烟灭、化为乌有。我和小何小心翼翼、共同培育两年的爱情花朵，就这样在无情风雨摧残下迅即凋零了。不过，我总想小何在北京的工作环境条件满好，如果不受我的株连影响，她是不会离开北京的。为此，我的心头时常涌现难以拂去的愧疚。多年后依然如此。也许这种愧疚将陪伴我直到生命的终端。
    参加工作八年来，个人艰辛惨淡经营积累的点滴家当，丧失殆尽。一切要从零开始。

- 作者： sltao 2004年11月30日, 星期二 12:43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