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历史反思)

我的帽子祭/范亦豪

                                      

一 为什么“跳出来”? 二 “何穆事件” 三 肃反论坛 四 “论坛主帅” 五 关于“反对政治第一” 六 对《人民日报》6.8社论的批评 七 早春的凄冷中 八 河泥与葱油饼

九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十 又来了两支队伍 十一 难友们 十二 “三面红旗万岁” 十三 大地 十四 淘粪在鼓楼近旁 十五 牦牛、老鼠和我 十六 好一顶帽子

在我二十岁那年,有幸遭逢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整风和反右。这次运动留给我的是此后漫长的作为异类的日子 。我以二十二年的青春与生命，实实在在体验和见证了古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 艰难，回想起来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失忆，对一个人和民族与国家都是可悲的，然而从民族和国家看却远非“可悲”一语所能穷尽。一个人，不过活几十年，随即永远消失，此后再发生什麽事情与自身就毫无关系了，然而民族和国家却会长久存在下去，如果它失去了记忆，就难免一次再次重新栽进和过去遇到的同样的或相似的陷阱，或者其实并没有爬出原先的陷阱，这就不但可悲而且可怕了。

反右距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已渐近古稀之年，趁记忆力还没完全衰退，把当年的一些真实情况，择其要者记一记应是亲历者的责任。尽管这些仅仅是宏观历史途程中的几颗小小的砂粒，然而其中必包含大千世界的若干本质。

一.为什么“跳出来”？

小时候，我算是有些调皮的孩子，到1950年上高中之后，我的调皮被升值为“自由主义”，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当年南开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很厉害的，加上那时大环境的影响，到上高二的时候我居然已被改造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团员。头脑里的一个大变化是从任性到听党的话。说来有点幼稚得可笑，那个时节几乎只要是个党员我一律崇拜。再一个变化是自己觉得有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为我是属于革命的，革命也是属于我的，我要无条件服从革命的需要。1953年考大学前，组织动员我们：当教师，可能一辈子又苦又累，但这是党的需要，你干不干？我真的没有犹豫，放弃了钟情已久的电影、戏剧和北大，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个驯服的乖孩子变得不驯，而在整风中“跳”了出来呢？

我想，如果没经过肃反，也许我还会继续驯服下去。

1955年夏继反胡风运动之后到来的肃反运动来势迅猛，宁静的校园顿时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战场。运动不但轰轰烈烈而且草木皆兵，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人手一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编者按”当作照妖镜一照几乎人人都可以被怀疑。我倒是绝对平安的，我这个团干部成了运动骨干，作为肃反组长组织和主持两个班多次合组的批斗会，运动后期又是专案组成员审查那些可疑对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入尖锐的阶级斗争，自我感觉是个革命战士，领导指哪儿我打到哪儿，让我批斗谁我就批斗谁。日以继夜的斗争倒把自己身体斗垮了，旧病类风湿大发作，只得休学。躺在病床上才陆续知道那些被批斗的同学竟然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全校也没听说谁是真的反革命。上面对反革命估计的比例和控制数字是5%，实际上是很容易突破的，一个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啊！

这使我头脑中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运动中残酷地伤害了那么多同学，我也是有罪的。从此挥之不去的是他们当时惊恐的眼神，茫然无助的表情。耳中还仿佛时时响着那位跳楼受伤同学的呻吟声。抹不掉的还有那些怀着一腔爱国之情回国却又失望去国的同学的身影。

我难道不革命？难道不忠诚？但是革命的忠诚的我却害了那么多好人！错就错在我太听话了，我无条件地盲目地听上级的指示，完全没有自己从实际出发的独立判断。

同时我对这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反革命的做法也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能这样搞吗？！

如果仅仅停留在良心的自责上，我大概还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怀疑，从而改变我思想和人生的道路。偏偏在这时苏共开了二十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付强力的清醒剂，它颠覆着我的盲目崇拜,开始复活了作为独立个人的自我。

在那个年月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看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但那公开发表的政治报告已经把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的我象惊雷一样地震撼了。

从五二年我开始追求进步，现实中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斯大林了。五三年三月五号斯大林逝世，我哭得如丧考妣，当时很多中国人也都真心难过了一阵子。在过了许多天人们都不再为他佩带黑纱之后我却有半年之久仍然不忍摘下。

二十大给我的震撼首先是让我吃惊地知道原来伟大英明如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也会犯错误。而且由于他的专断杀害了许多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尤其是肃反的扩大化成为苏联的一大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进行的。盲目的崇拜使他的错误不可能受到抵制和纠正，反而无限制地泛滥。

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能盲从和迷信，尤其是不能盲目相信某个个人。一个人，一个领导人即使很伟大也不可能事事正确，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唯一应该相信的是事实，是真理。领导者的指示和主张符合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服从，否则就不能盲从。因此必须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固然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未必就正确，但它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在这路途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断用事实验证认识，改正偏颇。尽管独立思考可能发生很多误差，那也比迷信强一万倍，因为每个误差的纠正都使自己更接近真理，而迷信从它的起点上就是错的。

休学一年后，我的病虽然还没完全好，但当时的规定是超过一年就必须退学，我不愿意，于是又回到了学校。这时已经是1957年3月，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双百”“鸣放”这些词开始成为报刊上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那个年月关心政治是普遍风气，“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成了我们学生关注和议论的中心，至于怎么来帮助党整风心里还没有数，而且肃反的余威还让很多人有顾虑，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记得是在四月的一天，校党委书记向全校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他是照原始记录稿传达的。听了这个讲话，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心里没法儿不热乎乎地。那亲切，那开明，那诚恳，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让人觉得不积极帮助党整风，简直就对不起党，如果再有顾虑就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印象较深的是关于王蒙的一段话。不久前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同学当中几乎人人读过，林震这个敢于反官僚主义敢于干预生活的形象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朋友。可是小说却受到了批评并引发了讨论。主要批评者有四个人，其中解放军总政的陈其通是大家熟悉的，因为刚看过他的话剧《万水千山》，他应该是挺有水平的，这么说象林震那样反官僚主义难道不对吗？真弄不明白。没想到毛主席连这件事也挺关心，他称陈等人的批评是“解放军围剿王蒙”，还反驳说：“谁说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这是他老人家旗帜鲜明地为我们年轻人撑腰鼓劲。毛主席在号令我们除三害，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义不容辞地必须投入这场斗争。

然而，谁能预料，为了这盲目的忠诚和天真的轻信，我们这批年轻人将要付出多么残酷的代价！

二. “何穆事件”

领袖的号召力真是了不起，进言的顾虑解除了，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宁静的校园沸腾了。

北京师大学生食堂和宿舍之间有一片不大的枣树林，这原是老乡的林子，五十年代初圈地迁校时把它保留了下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成了师大日后最热闹的是非之地，大约类似北大的三角地。此时，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的大字报就贴满了。

鸣放的第一个高潮是中文系外国文学老教授穆木天给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何x x 提意见引起的风波。人称“何穆事件”。

穆木天教授在整风之初批评何书记与一个外国文学女进修生关系不正常。这个进修生梳着金黄的发辫，虽不算漂亮，但有一种西方姑娘的风韵。何当时可能是独居，与这位女学生的接触过分亲密，这种风流韵事若在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新闻，但在当时则不然，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党委书记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且应该是完美的、圣洁的。何书记竟然有这等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此事当真那就不能容忍。然而据说穆教授的批评受到压制，有的党员处长还为书记辩解，说这是“需要”。这位穆先生诗虽然写得漂亮，虽然能精通几种外语，是个学贯中西的专家，但绝对的不识时务，他不仅不收敛，反而提出抗议，在《光明日报》5月22日发表了《我的呼吁》，又被人把剪报贴在校园里，于是全校议论纷纷，大字报上也展开热烈争论。

一天中午, 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找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在枣树林开会，要我们成立一个社团，组织师生在论坛上以口头方式面对面发表意见，开一条直接辩论和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个社团的名字就叫“群众论坛社”。成员大都是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大家戏称作“坛主”的是李镜春，他是个党员,中文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我和同班的林锡纯都是普通成员，世樵受我影响也参加了进来。

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找到了为党的整风效力的最佳方式，使我们这些同学都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计划着将组织哪些主题的论坛。第一次论坛的论题一致认为是“何穆事件”。

当晚，就在枣树林，在西饭厅的台阶上放了个讲桌，拉了个电灯泡，贴了张海报，论坛就开始了。这块本来不大的空地挤满了听众，至少有几百人。主持人是李镜春，我首先朗读了彭浩荡同学的一首诗《站上来》，算作开场锣鼓。不用发愁没人发言，一个个讲者争先恐后站了上来，有教师也有学生。发言者有的追问何书记，有的则为何书记开脱。还有一位发言人，是穆先生的助教张钦尧，讲了半天不知所云。尽管论坛上不可能得出什么共同的结论，毕竟达到了畅所欲言交流看法的效果。作为那个时代民主进程中的新生事物——群众论坛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群众期望共产党保持纯洁的拳拳之心和对腐败的担忧真是十分感人的。

这次对何书记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对运动的领导，大约是过了两天，在全校大会上何书记出现了，他表示”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对他的接受批评和态度的镇定沉着，我不禁暗暗佩服。穆先生后来也没再有所表示。“何穆事件”似乎没有明确的结局，而大家的注意力也被其他的热点吸引。但反右开始后穆先生即被定为右派，他的夫人彭慧也划为右派。二十几年后我系统查阅现代文学的史料时才知道，穆木天1921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创造社重要成员，，三十年代是左联诗歌组负责人，抗战时为文协理事，是个很有成就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彭慧是个老党员，1926年参加“三一八”运动时入的党，解放前从事工人、妇女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左联执委，五十年代在北京师大中文系是外国文学教授。她为革命贡献一生，著译颇丰，当时还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委员，尽管如此也没逃过右派命运。更可惜的是两位先生后来双双死于文化革命。这是后话了。

其它给何书记提意见的人下场如何？据说反右时以何书记划线，所以都无一漏网。这一点我没有力量核实，但我知道我所在年级的一个班，批评一个党员婚外恋的同学后来统统划成右派，以小见大，我以为那个“据说”很可能是事实，因为“反对具体的党员就是反党”是当时普遍遵循的逻辑。

三. 肃反论坛
                                                                            似乎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认为接下来要组织的就应该是肃反论坛。因为两年前这场运动给我们每个人的印象太深了，重要的是它的后遗症还没有消除，它的阴影还在。
在当时最大的阶梯教室新一教室里，我主持过两次肃反论坛。虽是自由发言，但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却没有什么分歧，似乎是人同此心。

正好，我现在手里有当时发表在北师大党委机关报《师大教学》上的一篇报道，它真实地反映了第二次肃反论坛的情况，我全文引述在这里，让今天的人看看在这些肃反论坛上当年的青年学子是怎么“向党进攻”的。

中文系群众论坛第二次提出

肃反问题应重新总结

5月26日下午二时，中文系“群众论坛”在新一教室举行肃反问题讨论会。会上有俄语系许之品等六位同学发了言，他们中有的是被错斗了的，有的是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一致认为我校肃反运动是“三害”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和具体的事例，说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性。历史系一位同学说，在肃反运动中有人带同学在吃西红柿，就被认为是“破坏运动”，遭到了斗争。中四马志纯同学说，我是肃反斗争的积极分子，还受了团支部的表扬，但这个表扬，是我心中的阴影，是心中的负疚。斗争对象的确定是毫无根据的，给人烟抽也说成是“腐蚀人，引人堕落”。政教专业一位同学说，我为什么被斗呢？因为我父亲在劳改，我历史上有些问题，过去也交代过，只是未作书面结论。就因为这样，肃反运动中被斗争了，我在校的一切进步表现，都被说成是“两面派”。这些都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后果，我不同意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说法。

他们对肃反运动总结和善后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受了斗争，至今精神还不正常，有的连处理会都还未开过。有的人心灵受到深深的创伤，积极性受到挫折。同学间的团结也受了影响。数四的一位女同学边哭边讲的指责了“三害”给她带来的危害。她说肃反时错斗了我，肃反后，说过我不是反革命，但思想上有问题，直到如今，同学还不了解我，去年通过我入团，有人还说不应该，我的一切别人都怀疑，至今未澄清，我要求好好评评理。

肃反运动总结时，仅仅把错误归结为领导，而对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教育不够，是非界限仍没有弄清楚。政教专业一位同学说，在肃反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有的被吸收入党了，同学中有意见，是否仅仅根据他在肃反运动中的表现就评判他的德性呢？数四一位同学指出，一些盲目跟从的人，因而“加官厚禄”，我痛恨这个：不因劳动而因奉迎官僚主义分子而得到荣誉。

肃反运动处理时，只简单的承认斗错了，但为什么斗错了，仍没有具体分析，因而是非界限不清，在同学中留下不良影响。有人在肃反前要求入团，肃反后有些动摇了，认为共产党太可怕了。有人肃反前浑身是胆，肃反后却浑身是病，为人处世也抱明哲保身的态度，甚至不敢与人聊天，怕将来“算总账”，人与人间的关系很不正常。所有这些，都是纠偏工作没做好的结果。同学们要求党委重新总结肃反运动。

讨论会在六点半休会，在27日继续进行。党委会的同志也参加了讨论会。  （中四潘仲骞）

看得出这个论坛实际上是有中文、俄语、历史、政教、数学各系统同学参加的，不仅是中文系的论坛，它反映了全校的情况。从现在来看那时候大多数人只是就事论事，对肃反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少从本质上寻根溯源，也极少有人从民主法制和人权角度评价肃反。

《师大教学》发表这篇报道是想扩大论坛的影响，鼓励群众鸣放呢，还是真的意在“引蛇出洞”？我不明白。但在反右中清算我的“罪行”时就把“组织‘群众论坛’疯狂向党进攻”列为一大罪状，说“他想通过对肃反的攻击和否定，说明‘三大主义的严重性’”。（见《师大教学》1958年1月7日《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范亦毫的反动面貌》作者任重。）我也不明白,如果三大主义确实严重,为什么不可以“说明”一下呢？                               

我感到内疚的倒是论坛害了一些发言者。杨开荣是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重庆人，很早就参加过反蒋活动，肃反运动里被冤枉。我们动员他现身说法。在第一次肃反论坛上他发了言。他很谨慎，发言稿事先都交给党小组长看过，讲演时语气很平和，只是客观地说了被误解的过程。但就这样也被认为是向党进攻，没有逃过“右派”的下场。

其它系的发言者后来怎样我不清楚，这个剪报里提到的一个中文系发言者马志纯我是知道的，他并没有什么别的言行，但在论坛上亮过相，定为右派，文革时因此全口牙被打得几乎一个不剩。

整理了那篇报道的“中四潘仲骞”，印象中是课代表,学习上是个尖子，政治上也进步，是他家乡福建瑞安市第一批团员，中学时就当过校团支书和学生会主席。他是在五七年夏毕业时补划成右派的，这篇报道可能就是他唯一的“罪行”。可是这篇报道是他按团委书记兼《师大教学》主编阙雄飞的指示写的，怎么也算不上进攻，但是那时没法儿讲理。潘仲骞后来分配到吉林一个县当中学老师，文革中又受冲击，岳父惨死，妻子逼疯。1980年准予到意大利投奔他父亲，经过20多年艰苦奋斗，如今已是在意大利最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是为祖国干了无数好事的侨领。如果先前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未必会决心走出国这一步，右派帽子对潘来说是福兮?是祸兮？命运真是难测啊！

由于我的类风湿病的拖累，后来的肃反论坛就没有参与，从校内广播喇叭中听到有何廷杰、罗志甫等教授在论坛上讲肃反对他们的伤害，是哪个社团主办的谁主持的我就不清楚了。没过几天转入反右,群众论坛社也就终止了。

四 .“论坛主帅”

在清算我的“罪行”时，群众论坛社是重要的一项。给我定下的罪名是我“决定了论坛的反党方向”，我是群众论坛社的主帅。我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这个社团的头头，而且只做过两次论坛的主持人，显然不够“主帅”的资格，可是想想自己除了论坛还有别的事，右派是躲不掉了，正所谓“虱子多了不咬”，我拿定主意决不扯别人，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主帅”的桂冠。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二十二年我才知道事情另有真相，我其实并不是“决定论坛方向”的那个人，“主帅”也就当然是冒牌的。1979年“改正”之后原先的“坛主”李镜春来了一封信。他说多年来由于必须遵守的纪律有件事他不能说，原来这个论坛社自始至终都是校党委书记方铭领导的，是由他和方铭单线联系，每天中午在小树林与方铭会面，向她汇报工作进展，再把下一步的指示、部署带回来。反右开始以后李镜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即使被审查做检讨也守口如瓶。李镜春是毕业班的同学，毕业前同学们逐个过关，有的划了右派，有的受了处分，也有立了功留校的。该分走的都走了，李镜春却没让走，继续审查。然而没过几天突然让他离校，远远地发到青海，只是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

是不是有点儿微妙？我现在才明白如果不把他留下审查，他明明还有“坛主”的问题没说清楚，那就会在大家面前说不过去; 如果不紧跟着就打发走，逼急了也许他会把真相坦白出来，而领导层里是有斗争的，方铭也许就有危险。先留又快放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也是领导的艺术。让二十岁的我名不副实地承担了“主帅”的罪责而换来方铭书记的平安，保护了一个革命领导同志，在我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的，尽管从道德上讲尊敬的领导不能敢作敢当，总有点儿不够光明正大。然而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道德算老几呢！据说在我被“改正”的时候，组织上曾向方书记做过核实，她也坦率地承认论坛是她领导的。这椿公案总算有了结果，当然，是在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

五.关于“反对政治第一”论坛

主持这个论坛纯属我个人行为，是我在论坛社之外做的一件事。

严景煦是我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级乙班的同学，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当过志愿军，为人心直口快，有点粗鲁，完全没有城府。在整风当中教学班的一次会上，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多钟头，抨击单纯突出政治的荒唐和弊端，说到激动处竟然把桌子拍得山响。

会后严景煦找到我说，“你敢不敢给我主持一次论坛？”我觉得他的发言虽然有偏颇片面之处，但也有不少合理的东西，而且，即使不完全正确，作为一家之言引起讨论总应该是允许的，我立刻答应了他。题目“反对政治第一”是他起的，在当时是够反潮流的。

论坛还是在新一教室举行的。其实严景煦并不是全面地反对政治第一，也说不上理论高度。他主要是反对把政治作为评价人和用人的首要的压倒一切的标准，举了不少实例，讲得慷慨激昂。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志愿军，都说是最可爱的人，我是志愿军，可没人爱。为什么？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引起哄堂大笑。

在严景煦讲话后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归纳了一下他所谓“政治”这概念的内涵是“政治出身，政治资历，政治地位，政治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政治第一，这也是当时我能接受的，至于如何从整体和实质上看待多年来政治第一的传统,我没想清楚,也没有把握。

严景煦后来的厄运倒不仅因为他的这次鸣放。据云:事情发生在转入反右后的一天中午。严景煦一向在胃病食堂吃饭，那天同饭桌一个中文系四年级叫江××的同学为了别的什么事和他争吵起来，江××个头虽小，但懂得策略，他伸过头来指着自己的脸引诱严景煦说：“你敢打我吗？”冲动中的严景煦哪里懂得这个激将法的凶险，“怎么不敢？！”挥手打了蒋一巴掌。收获了这个巴掌之后，江马上到卫生科要求包扎，脸上缠了一堆纱布把头包得大大的,然后跑到党委告状，说严景煦发表反动言论，我跟他辩论，遭到毒打，这是阶级报复！

很快地，这一巴掌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随后在西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宣布严景煦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跟着，公安人员上来，戴上手铐，在口号声中塞进食堂门口等待的警车。严景煦成了反右当中第一个走入监狱的同学。他被判十五年徒刑，发往黑龙江的漠河。这个地名我们是熟悉的，地理书上说这是我国最冷的地方。后来据说在劳改营里有个国民党兵痞总欺负他，严景煦忍无可忍又冲动起来：“共产党整我我认了，你他妈的国民党也欺负我……”抄起铁锨砍了过去。兵痞没死，严被判了死缓，直到1980年才宣布无罪释放，整整劳改了23年。

那位江××因为这个巴掌成了反右英雄，当然的左派，留校工作。以他的专业水平实在没法儿教书，正好当管理右派的干部。听说运动过后不久江被调离大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后来又有什么英雄行为。文革之后同学们多次返校却始终没见他的踪影，但同学们只要提起反右就往往会想起他的形象，他似乎成了反右的一个漫画式的注脚。

六. 对《人民日报》6.8社论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里六月八日是永远抹不掉的日子。

这天清晨，我还没起床，楼道的广播喇叭响了，中央台用威严的声音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又来了？”这个社论的观点、推理方式、语言以至于语气都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反胡风和肃反。

很快,报纸送来了，几乎同时，林锡纯也来到我住的宿舍。林和我同班，同座，是我的挚友，和那时的我一样的傻气。我们反复阅读了这篇社论。社论显然是表明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一场阶级斗争，而敌人是右派分子。可实在是说得不大明白，没有把敌人的范围说清楚。这些年中国太习惯宁左勿右，若是运动的领导把阶级斗争说得太简单太单一，把敌人定得太笼统，很容易扩大打击面，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完全没有担心自身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十分自信是党的忠诚的积极分子。然而正因为这份忠诚，我们不禁担心党的事业又来一次肃反运动那样的失误。我们以为，如果真有居心不良的右派分子，挨整是应该的，但动机虽好，出言或偏颇或片面或完全正确然而不顺耳，如此种种会不会都可能误为敌人？那么以后人们还敢不敢提意见？……想到这儿，我们决定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把看法提出来，同时抄成大字报在学校发表。即使人民日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至少能在学校范围引起注意，或许有助于在运动中掌握好政策，搞得较有分寸，少伤害一些好人。

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时真是天真幼稚得可笑。在后来批判我们的时候校园中有一组大幅的连环漫画，第一幅就是“螳臂挡车”，画的是我和锡纯这两个螳螂携手企图阻挡反右的列车。这个比喻其实从某种意义看很恰当。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们真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天大的误解。

不到中午我们俩合写的稿子就出来了。在院子里交换意见时很多同学也过来关心。李修生跟着就到宿舍来找我。他当时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学生会主席，这位老大哥从我一年级起就和他很熟。李修生忧心忡忡地劝我这个大字报不要贴，让我慎重考虑，不然问题可能很严重。我知道他完全是一片好意,是真心诚意怕我犯错误。但我这个小师弟很固执，他的话完全听不进。

我们的大字报标题是“这会造成什么？”，副标题是“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模仿着“6.8”社论的题目，用“这……什么”的句型显然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我们认为“全篇社论以政治斗争代替了它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把阶级斗争做了简单化的解释”，“就会引导人们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我们担心这将“造成”：一，误伤好人；二，不敢讲话。

到了下午,两千字的稿子抄了十几张纸，贴在西北楼一楼显眼的楼角处，立刻成了轰动性事件.观者围了一层层，议论纷纷，直到天黑之后还有一些人打着手电在抄写，我们心里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听说后来报社记者也来拍照过，这都表明它被重视的程度。

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数以百计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墙面，真有铺天盖地的感觉，内容几乎一律是批判我们的，让人真切体会到“舆论一律”的深入人心和党中央机关报的号召力。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逐步升级。走在最前头的是苏联文学研究班的“学习社”,一连发了六评。然而在下面同学们却不都“一律”，好多人表示赞同我们的意见，或替我们担心。有人好心地警告我们说这社论很有来头，劝我们小心。

接着的几天报上更明朗了，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几篇社论，风向明显陡转。可是我们还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有理，自信完全是出以公心，是为了维护人民和党的事业，所以并不害怕。就是怀着这种理直气壮的心情,6月12日我和林锡纯在官方组织的全校论坛上继续阐明我们的观点，但随后几个上台的都是义正词严的批判,不再给我们辩论的机会了。论坛之后走出会场时有几个不相识的同学故意走近我们,悄悄地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是不能说了……”

现在回头再看，当年打成右派的552877个人（官方数字，实际受害者远不止此。一说3178470人。）有几个是敌人呢？而反右之后面对荒唐的大跃进、罪恶的文化革命还有几人敢说个“不”字呢！这两个担忧都不幸成了事实，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能设想到的严重程度。在79年改正复查时我有点儿负气地对办事的人说：“请你们对这个大字报重新审查，不对了还可以批判。”那位同志苦笑了一下说：“这大字报，如果有错，那就是说得太早了。”

历史固然证实了我们的正确，但我完全没有得意的心情，反而走入了感伤、无奈和怅然。几十年前，面对民族大危机大灾难的到来，我们的确站了出来，说了真话，可是除了加重了自己的“罪行”，难道起了什么作用吗？我看不出。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我们的人太渺小了。历史有它自己的“道”，谁也无法左右它，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该纠正的都会纠正。那么我们个人难道只有耐心等待的份儿吗？难道只要学会自我保护就行了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操守吗?

七， 早春的凄冷中

五八年三月四号这天未必很冷，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是奇冷的一天，阴沉灰暗，还刮着风沙。

一辆兰白色的大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物理楼前，等着装运我们和行李。这辆车我不陌生，四年前它曾经载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团干部到清华园的礼堂去听陈毅的报告，两年前它曾送我们班到颐和园后边的村子里去野营。今天，它将把四十个右派学生和年轻教师拉到京西昌平县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或曰“劳动考查”。

不会有人为我送行。所有的人都和我这个危险的政治麻风病人划清了界限，除了樵。樵在半年前毕业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她那个班的党组织在她的问题上难得那么宽大，只给了她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樵都是一个最单纯的女孩，她的问题全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樵几天前从沈阳赶回北京，约定到棉花胡同我三姨家见面。偏偏那天三姨同院那家来了亲戚，是师大北校的一个女学生，我们得避开她。在师大，我的知名度太高了，我们俩背着组织的联系一旦被发现反映上去，后果难以预料。我这时才感到是活在一张弥天的大网当中。我们只能在护国寺后身僻静的小胡同里匆匆告别。风卷着一股股黄沙从胡同口吹进来，围着我们俩打旋儿，似乎也在趁机欺负我们。但这时的我们对这些尘土冷风已经全顾不上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更冷，更迷茫。

我几乎不忍心看樵的忧伤的眼睛。她最担心的是我这个严重的类风湿病人能不能禁得住农场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怕再一次把身体搞垮，而劳动这关过不去就没法儿证明你“赎罪”的真诚和努力。她还担心我不能打心里服罪，也就没法儿写检查，就永远没有摘掉帽子的一天。

对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我们谁也心里没数。这是个“新事物”，是领袖的发明，不知他有没有明确的打算。至于摘了帽子以后是不是就算赎清了罪可以平等做人了，我们当时是没有怀疑的，直到后来才以冷酷的事实让我们明白。摘帽子的时间我们只能瞎猜，估计也许一两年，最多五六年。

樵将等我到那一天。我们之间已无需山盟海誓，樵从来没有把我们作为“你”和“我”分开来考虑问题，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都要共同面对。连续多少天对我的批判会她全都自始至终地坐在那里参加，但是没有揭发过一个字，甚至没说过一句话。组织上动员她揭发批判我，她回答说：“范亦豪的思想我都有，我是来接受教育的。”此时，为我送行的樵虽然忧虑，但比我坚定、沉着。我觉得她的眼睛是无边暗夜中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明亮的星，希望的星，也是生命的星。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正理解我，信任我，爱我超过她自己。为了她，我也要活着,活到能够堂堂正正地回到她的身边。掂量一下自己，我还没有丧失坚强，尽管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以为这错误是右派向党进攻时我不但没有保卫党反而给党提意见，助长了右派的攻势，保护了右派。）我真的为此难过，悔恨，但我坚信我是个好人，即使向这个社会证明也许是不起作用的，我要向樵证明，向我的心证明。

不想给樵带去一个颓丧的印象而为我担心，我打起精神，尽量不显得悲伤。我多么想在离别的时候和樵紧紧地拥抱一下，可是在那个年代的街上,又是一个带着右派帽子的我,那可太冒险了！

汽车开动了，车上有四十个年轻人，都沉默着，茫然地不知这个命运之车要把他们拉到何方。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第二类处理的右派，大部分是极右。按上边的规定，极右分子是：一.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二.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四.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这个规定，一看就知道掌握起来可以是很活的，并且不存在控制的比例。事实上，即使有主观制定的比例，架不住下边积极性太高，求功心切，是很容易超额完成的。我所在的班一共45个同学，严景煦是当作反革命抓的，另一个复员军人由静林怀石自沉昆明湖后是按极右的名号批判的。剩下的五个右派之中四个是极右。到了五八年初处理右派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一个留校察看，四个是二类处理，劳动考查。

我其实是有点儿庆幸被赐予二类的。仅凭我主持过几次论坛，写了批评人民日报6.8社论的大字报就足够达到一类标准劳动教养去了。何况还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如“宣扬独立思考，反对当乖孩子”; 如“认为毛主席的话也不能盲从，要先想想对不对再执行”；如“党员应该比群众多吃苦多吃亏，这样私心重的人就不敢入党，可以保持党的纯洁”；等等，都被反复痛批，尤其是竟敢反毛主席，可见反党的疯狂程度！                   

我是在最后关头态度“稍有转变”的。先前，既是迫于压力更是出于“为光明正大之事，做心迹坦荡之人”的信条，我已经痛快彻底地交代了所有的言论行动，包括内心的一切“不轨”思想活动，写了有几百页的材料，但就是无法承认我主观上是反党的，因为我无法解释得通。我忍着病痛积极参加整风，坦诚进言，完全是希望党克服缺点更正确更健康地领导革命事业前进，我有的只是忠诚，哪有丝毫反叛之心呢！可是若判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两个“特别”，就必是开除劳教，那就连今后为人民工作的机会都要剥夺了。然而我又不能说假话。幸好那时《师大教学》上刊登了团委书记周之良打成右派后的自我批判。他是按“修正主义影响”这个思路把思想根源和动机说园的。樵劝我参照周的检查。那真是最难最苦的一段日子，可是一旦“想通”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主观反党”这个科研课题顺利推理成功。只要把自己设作修正主义者，所有原来思想里的“革命”“忠诚”“帮助”等等词汇都可以翻译作革命派眼中的“修正”“背叛”“搞垮”……因为你理想的党是修正主义党，你的一切目的都是把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这个“主观”不就是“反”吗！——真是一通百通！

于是刀下留情，虽然仍是两个“特别”，但结论中“最近才稍有转变”一句话救了我。不仅如此，我还被任命为这40个右派的“联系人”。对我如此器重，我一直不知是为什么，是谁的主意。

汽车走的这一条路我再熟悉不过了，海淀、颐和园从小就是我周末、假日骑车旅游常常造访的去处。车过颐和园向北，路边有一个大场院，55年的夏天我们班就是在那儿扎下帐篷野营的，樵和我给同学组织西红柿晚会，大家的歌声笑声好像还没散去。西北旺的山头上有个望儿台，爸爸说那是佘太君瞭望番邦想念杨四郎的地方。对这种古迹不能多想，它总含着一些伤感。……过了西北旺再往西是温泉，我曾经和朋友们去找过那废弃的温泉，然后登山远眺。……记忆从车窗外向我招手，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我又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永远弃我而去了，虽然现在我才是二十一岁。我要面对的将是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渺茫。

过了挂甲屯有一条向北的大路直通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在场部前汽车把我们和行李抛下掉头远去。抬眼望四周，是难看到边际的灰黄的土地。西山看来不远，心理上似乎找到了一点儿依靠。不料这时却听到一个同学感叹地说：“望山跑死马啊！”一下子使我觉得可亲近的山也在远去。我们象是一车垃圾被扔在荒原上。

八. 河泥与葱油饼

西郊农场大牛坊农场本是个农业单位，劳动者是农业工人。进入1957年成了下放干部轮番劳动的基地，而到这时又增加了一项附带的任务，就是监督改造右派学生和青年教师。

我们这四十个右派被分到下放干部的生产组里，每组大约分到两个。我和中文系的一个助教在一个组，和十来个干部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干部们来自北京市卫生局。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对敌人”决不施仁政”。我从高中二年级就患严重的类风湿性脊椎炎，55年肃反当中劳累过度类风湿严重发作，开学后执意坚持上课，被认为是立场坚定学习努力的好团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组织对我的健康也关怀备至。既然成了敌人，当然不能考虑这个敌人脊椎的骨膜是否已经破坏，脊柱是否已经强直，劳动去！赎罪去！

下放干部群里忽然来了敌人，来了需要群众监督的危险人物，对那些同住一室的干部们的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是个考验。

这是早春时节，地里刚刚化冻，主要农活是挖河泥，然后把河泥运到地里，准备晾干后施肥用。下放干部的蒋组长派一个最壮实的大汉老陈与我结对儿抬河泥。最大号的抬筐，黑色的湿泥，每次都装到不能再高。这已经不像窝头，而象个粗壮的塔，分量早已超过了我的体重。老陈执意在后边，这样就可以把手放在杠子上走得稳当些，省劲儿些。他还把绳子尽量往我这边推，让我承担大部分，给我更多赎罪的机会。对于我这个没有劳动过，瘦弱的类风湿患者，这无疑是很好的锻炼。我尽量努力争口气，让身子不要摇晃，可是身不由己，脚下没根，在泥泞的河滩上一劲打滑。于是后面就传来老陈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的申斥。

每天，我居然还能坚持到日落西山后收工的时刻。但一声收工令我就骤然失去支持的力气。脊椎和双腿的剧痛使我长久地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望着在暮色中渐渐远去的人们的背影，一步也挪不动了。

在生产组的下放干部当中生活，自然是绝对被孤立的。在集体的场合除了指派我向东向西干什么活儿，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与我交谈。可是在和我一对一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却格外和气，甚至主动说一两句关心的话，似乎有意地让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时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先前这位往往马上转过脸去收回笑容或者赶快藉故走开。有个三十来岁的小干部小王，大概算不得积极分子，整日对人堆着笑脸，和我从没说过话。一次在西瓜地用芦苇栽风障，我们俩一组，离开大家远些，他的话就多了，问长问短，没想到被发现，第二天会上就受到组长和积极分子的批评，从此不让他跟我一起干活儿。

刚来农场这些日子吃饭也很有意思。这是座高大的屋子，原来大概是拖拉机的车库，下放干部和右派学生一来改作了食堂。这里有些相当高明的厨师，其中有个大胖厨师据说曾经跟周总理去过日内瓦。名厨们多半是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这儿来的。加上这个国营农场鸡鸭鱼肉蛋奶粮油要什么有什么，到了名厨手下，这个食堂一开饭老远就能闻见扑鼻的菜香。

但对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来说这却是难忍的折磨。我们虽然与下放干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打饭却是另一个窗口。干部们打出来的是香喷喷的红烧肉、炸鸡、炸鱼、肉包子、白馒头，我们却是窝头、咸萝卜，加上一碗没有油星儿的汤，上边漂着几片菜叶子，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最难受的是打得饭来，和干部都站在同一个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肴能看能闻却只见它们送进别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进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时大家干的一样的活儿，或抬着同一付筐。

这时是58年上半年，还是能吃饱的，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通过生动的对比给我们的刺激相当强烈。毕竟我们都是大学生，过去在生活待遇上没有遭到过歧视，现在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异类，在生理上也让你在每顿用饭中体验异类应该受到的歧视。这种惩罚在当年对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学子来说也是挺厉害的。

对年长一点儿的干部来说，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差不多，日久天长有的人就不免产生怜悯之心，而忘了阶级界限。睡在我邻铺的老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职员，脸色红润，被太阳晒得脱着皮，眼神透着和善，平时很少说话，只是低眉顺眼地干活儿。一个晚上，已经熄了灯，屋里黑黑的，我还没入睡，忽然老马捅了捅我，嗖地一下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被子。我睁眼看他，他已转身朝另一边睡了。摸摸这报纸包的东西，我已经闻出来，是一张葱油饼。我知道，这是他刚从家里带来的。他们干部的伙食那么好，完全没有必要带吃的来。于是我明白了，眼泪也下来了。蒙着被子，就着泪水，吃下了这张不寻常的葱油饼，然后，很久，睁着眼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而第二天老马与我并没说一句话，当着别人，他的眼光也尽量避开我，似乎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我想起史书的“道路以目”。事实上有的年代是连“以目”也要回避的。

老马同志，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你，清清楚楚。我知道，那个报纸包着的不仅仅是葱油饼，它包着的是许许多多老马代表的老百姓质朴的感情。

九，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在同学的眼中，我交了次好运。到农场两个月后的一天，管教的先生通知我次日和他们一起进城去听报告，同去的还有从团委书记变成右派的周之良。谁作报告，不告诉我，大概是保密的要求。

宣武门外白纸坊这个地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也是陌生的。我被带进这里的一个礼堂。礼堂只有一层，很一般，但比较大，可以容一千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会，也不敢东张西望。

主讲人出来了，一个大个子，五十来岁，一眼就认出是彭真。彭真显然比以前发福了，肚子凸起，白衬衫外挂着两条背带。他嗓音洪亮，底气十足，嘴里吞吐着胜利者的豪情。讲到得意处，不禁仰天大笑，尤其是在讲到布下“阳谋”把我们这些右派诱入圈套一网打尽的时候。讲话开始时他宣布“这是个左中右大会”，还点了几个知名人士的名字。他特别提到“六教授”是不是来了。我转头扫了一眼也没看清那些头面人物坐在哪儿。我是觉得章罗、六教授据说都是我的领导，我这个小卒似乎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不敢多看一眼，因为管教的先生就在身旁坐着。我低下头急忙在笔记本上记录，以便把这些珍贵的训诫、生动的讥讽、深刻的批判带回去，给同学们传达。

散会之后，出乎意料地，先生告知我和周之良：“你们在城里有家，可以休假两天。”我们在农场按规定十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此前只在农场内休息，洗洗衣服，睡睡懒觉，从来没敢妄想进城。我这次真有特赦的感觉。在北京，家就是三姨的家了，在护国寺。我一个人从宣武门一路往北走，解放的喜悦立刻转化成贪婪的食欲。这条大街饭馆、食品店极多，我是见什么吃什么，馅饼、元宵、包子、奶酪……这个肚子真能装，走一路吃一路，没饱儿。到了三姨家居然还能吃三大碗。

三姨和三姨父邱老先生是绝好的人。（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老先生从前开过一个小药房，定为资本家。但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他们做人的信条很简单——凭良心，仅此一条。对我这个闯了祸的外甥二位老人全无一点儿忌讳，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我这个罪人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回报。这是一个小院，三姨住北房，南房是邱家的亲戚，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精神上也可以放松一下。

有两天的功夫，我可以到街上走走。一年来没有人叫我“同志”，在街上，在商店里，人们管我叫“同志”，听来很震动，觉得挺亲，又觉得有愧。我是不是在欺骗？我应该坦白告诉每个人“我是右派”,但我张不开口。

在理发店，镜子里的我是一付紫黑的脸膛。和旁边的顾客在镜中的脸一比，显得太怪了。我这两个月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大改变。后来才知道刚开始下乡都会晒得过分紫黑，然后慢慢再变得浅一些。理发员也奇怪地问我：“您怎么晒这么黑呀？”他当然是无心地问：“您是学生吧？”我非常矛盾，支吾了一句：“我下乡劳动晒的。”事后好久我还在恨自己为什么不敢对人说真话，这是不是不诚实？我想过要说老实话，但害怕对方知道面前来了个“敌人”时突然变脸，让我失去难得看到的亲切。

在那个年月普遍的习惯是相信党的话，而任何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出于对党的无条件信任，谁如果被上边定为敌人，很少有人不信。所以那时的右派真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个右派，在陌生的环境里，身份一亮，就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憎恨、蔑视和戒备，至少在精神上是一种可怕的酷刑，足以让你心寒心悸很久。因此在不是必须的时候回避谈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吧？今天看来，当时的自责真是傻得过头了.

十， 又来了两支队伍

大约过了三个月，上边决定把我们这四十来个学生从下放干部的生产组抽出来，集中编在一起，归入园艺队，成为两个生产组，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

同时我发现农场里又来了两支学生队伍，一支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右派学生，一支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都有四十人左右。我禁不住想，北京师大学生足有六七千人，右派划了几百，其中四十个作为加重处理发到农场比例还不算大。而体育学院学生最多不过一千人，政法学院学生数也不会太多，竟都整整齐齐送来四十人，这大概又是按指标下达的任务。只可怜了这些小学校的学生。

三个学校的学生不住在一起，避免互相联系，但在路上和地里也常能互相见到。有一天忽然看见政法学院的队伍里有个极熟悉的身影，瘦高的个子，留着平头。这不是王慈吗！他看见我也先是一惊。匆匆一个照面，只能叫声名字，问问身体，道声保重，马上分手。到底因为犯了什么事儿到这儿来的，在右派同学之间是从来不打听的，这太刺激，而且谁也说不清。朋友之间不该说违心的话，说真话又怕传出去成了“翻案”。

王慈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比我高一班，团总支的干部，没毕业就抽调脱产当了生活辅导员，负责学生工作。象这样的同学在团员（当时的团员可不象现在的）当中往往各方面都是拔尖的。在印象中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什么时候考上政法学院的我不知道，但在这里碰见他我并不难理解，不用问，一定是也犯了和我一样的毛病。1984年10月南开中学八十年校庆我从青海回来参加活动，我们五个老右，包括王慈，在图书馆前合影，镜头里几个人开怀大笑，王慈也不例外。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原因不清楚。他这时已经从发配地贵州山区调回了天津，在市政法学校当副校长，也早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按说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人估计是因为校庆时见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恋人，感伤于不堪回首的爱情。大约还是太动真情而不能冷静地洞察事理。

政法学院队伍里还有一个学生也让我忘不了，是个身材瘦削面貌清秀带着副眼镜的小伙子。平时见过他几次，不知叫什么名字，只感觉是个学生气十足的一个人。一天场部开大会，叫三个学校的右派都参加，是一次批判会。被拉上台的原来是他。罪行是不认罪，信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声称最爱唱的歌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最严重的现行活动是他居然趁休假进城之机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使馆拒绝。在会上登台批判他的主要是他的同学们，虽然也都是右派,但各个作义愤填膺状，有的批判稿用四六句写成，颇有《六法全书》判决辞的风格，很见文字水平。批判会的最后一项是他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吉普押送劳动教养，比我们提升了一级。

谁都明白：杀鸡给猴看。

我更喜欢看见的是体育学院那些健壮的运动员。一个个都那么壮实，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浑圆的肌肉让我羡慕。这么棒的身体把劳动是不会当一回事的。看他们在地里潇洒地挥着锨，在路上轻松地担着水，在场院上有节奏地扬场，动作都那么舒展，那么优美。他们里边有篮球运动员，高大的个子。有举重运动员，看那敦实的身材就知道。还有两个姑娘，大概是体操运动员，即使在那种境况中仍掩不住全身洋溢的青春和健美。搞体育的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右派？当时体育学院学生都是从全国选拔来的尖子，而运动生命的高峰也许两三年三四年就会过去。我禁不住替他们可惜起来，可他们自己仿佛都乐呵呵地，也许真是头脑简单吧？然而如果真的头脑简单为什么也分配给他们这么多指标呢！

十一，难友们

把我们这四十个右派集中起来管理，我是欢迎的，觉得是一次小小的松绑。同学们在一起，都是右派，平起平坐，关系是平等的，心情可能舒畅些。

学校党委派两个干部来管我们，一个姓赵，一个姓马。我们已经从“同志”中开除出去了，无权叫他们“赵同志、马同志”，只能称之为“赵先生、马先生”。

赵先生也就三十来岁，好像是正职，主管政治思想，一脸的严肃，从来看不见笑脸。马先生主要管生活，不到四十岁，脸是圆的，黑边眼镜也是圆的。他对我们要和气一些，很少训斥，虽然也没敢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我们这些人都犯了什么事，在日后隔不几天就开一次的思想检查会上慢慢都了解了个大概，不少在大字报上点了名的知名人士和本人也对上了号。在他们身上大体可以看到师大反右斗争的缩影。

有几位是因为反党委书记。“何穆事件”的轩然大波中有的人保书记，有的人对书记提出质疑，转入反右以后性质立刻分明，保的当然成了左派，质疑的必是右派。

胡风问题也是试金石。提出“胡风何罪”的，有的已经劳教，有的到了农场。谁说胡风没罪？这不！？害了多少人！

还有曾经“为教育事业鸣不平”的，想请刘少奇来北校参加鸣放会，自然是右派。

有个署名“呵欠伯”的大字报，题目是“岂不令人深思”，作者是数学系的高材生罗里波。起初他被批为反革命，从宽处理到了农场。他有严重的肺结核，脸上经常烧得发烫。没过多久实在难以坚持那种重体力劳动，就遣送他回家乡监督改造去了。但当我在一年多之后减轻处分的前夕，见他又回农场了。我问他：“病好了吗？”他说：“没好。”“那你为什么回来？”他无可奈何地回答：“在那儿谁给我摘帽子啊！”双颊上还是两团红晕。

师大的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钟孙也害了一批年轻的数学才俊。傅是个忠厚耿直的老先生，在师大公认的德高望重。整风期间被上边的诚意所感动，写了一份意见书，曰：《中共失策之一》，批评过去的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说有些老知识分子十分伤心，以泪洗面。这一来上边勃然了，一脚踢翻了傅先生一生爱党爱国的所有功绩，那些功绩反而都成了两面派的伪装。傅先生成了重点整的对象。尤其是因为他在群众里威信高，更需批倒批臭。无奈在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研究生和助教不识时务，就是想不通，站出来为傅老先生辩解，于是一网打尽。这些人有的发配边陲，有的落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大约两年后为庆祝国庆十周年，昭示党的政策的英明和宽大，给少数几个罪行较轻的知名人士摘了帽子，这里边就包括启功、傅钟孙等人。没想到傅老先生经受不了这个自天而降的喜讯，一个激动，心脏病发作，溘然西去。留下他那些忠诚的弟子们还在继续赎那永难赎清的罪.

本来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培养目标是语文教师，在文艺创作上不需要太热心，偏偏有些同学痴迷于创作，不知文艺创作是最危险的事儿。北大出了刘绍棠是“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堕落成右派”的才子，师大就不能没有。中文系四年级和我一块儿从天津来的魏锡林就定为刘绍棠式的右派。他是五七届的右派，在当年夏天就匆忙处理了，那时还没有劳动考查这一说，魏有幸分配到天津附近的学校工作考查去了。

五八届的诗人彭浩荡就不一样了。彭浩荡长在湘江边，和屈原同乡，天生的诗人性情。五六年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问世，他激动得不得了，用马雅可夫斯基体写了首诗《我们的》。那一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周末常举办诗歌朗诵会，一次臧克家正在主持，台上是名诗人或名演员在朗诵郭沫若、李季、郭小川等人的诗。彭浩荡闯上了台，要求朗诵自己的诗《我们的》。臧克家很理解年轻人的心情，也爱才，并不嫌他冒失，临时把他加了上去。这一朗诵还挺成功。他这首诗后来被收进臧克家编的诗集《北京的诗》。一个年轻人的名字与那些名诗人的名字并排站在目录里。

彭浩荡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未必能耐心地思考过什么问题，可是他好冲动。鸣放时第一次群众论坛“何穆事件”开始前他即兴写了首诗《站上来》，开场时我给朗诵的。这诗当然成了毒草。反右时不知根据什么，只要是动员鸣放——虽然是毛主席号召的——都可以定为“煽风点火”。彭什么时候都是一片赤诚，自然不承认反党，于是“极右”，和我做了伴儿。

农村，对彭浩荡还是比较适合的，他身体也棒。暖和的季节他每天总是光着膀子，扛着一把铁锨，高高兴兴地唱着去上工。大自然的每个新鲜的变化都让他兴奋、惊喜。对农活他也感兴趣，农工师傅都喜欢他。但也免不了一阵阵沉默不语，特别是要检查思想的时候，因为对于反党他是不会想清楚的。只有一点说明他还不十分幼稚，那就是他不再谈诗，一句也不再写。有一度他对诗重新燃起兴趣。是大跃进当中兴起了所谓新民歌运动，郭沫若、周扬一个劲儿地鼓动，还编了本《红旗歌谣》，为大跃进加油。于是社社村村的墙上都得写上墙头诗。浩荡和两个同学借了辆三轮板车，利用他们存的休息日兴冲冲地到各村去采风。转了一圈，抄录了一堆，发现那都是东抄西抄的，大同小异，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于是没有了热心。此后绝口不再言诗，认真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农民。

把自己的遭遇和别人比较常常是能使心理平衡平静的好办法。我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冤的，这么想的时候脑子里往往出现两个小同学的形象。

这两个小同学都是中文系的，整风反右到来时他们都是一年级，也就十六、七岁，个子都小，一脸稚气，简直是娃娃。小圆脸戴一付黑边眼镜的叫刘承立，湖南人，获罪原因是对写电影剧本感兴趣。刚练着写出一个剧本，被拿出来一分析就成了反党毒草。在那个年月任何写出来的东西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成毒草，而且不容争辩，越辩则态度越“恶劣”。所以这个孩子也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农场。

还有一个是徐福绵，东北来的，小小的个子，永远挺着胸脯，干活儿有股狠劲儿，从不示弱。别看他小，割田、担水、抬筐、翻地、除草绝不让身强力壮的大同学。在中学他就是学习尖子，聪明，爱写诗，记忆力好，能背诵大套的古诗、新诗。外语也出众，背俄文诗是他的专长。快人快语，锋芒太露，于是成了我的伙伴。

徐后来被罚到中国最西端的喀什，在二中教书。文革后成了特级教师。长年的辛苦加上高原不适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因为教得太好，当地坚决不让内调，现在还在新疆。直到几年前他才知道，他的右派完全是因为一个同学的诬陷。纯粹是无中生有，批判会上他非常激动、愤怒，他抗议，但没有用。把他逼得批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气极了说：“你们说吧，我什么都承认！”这个孩子，太没有政治经验，不知道这个“承认”的利害，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北京师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作为特级教师被请回母校。离别了四十年我第一次和他重逢，同时第一次知道了他被冤屈的原委，我们俩在大庭广众当中抱头痛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泪眼中看到的他，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能说什么呢！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是在为当年的小伙伴一哭，也为多难的中国一哭！

还有，就应该算是笑话了。我们的队伍到农场两个多月后补送来一位历史系的讲师。此人叫刘蓬，四十多岁，瘦弱的身子，还有些驼背，窄窄的脸上已有不少皱纹。看他岁数大身体弱，大家干活时往往照顾他。那时候的讲师都有相当的根底与学问，听他随便聊聊颇能受益。大跃进采风的那阵儿，他还带了几个同学去附近村子访问过还活着的义和团大师兄，西山一带是当年义和团的一个策源地。就是劳动当中再照顾他，那年月超工时超负荷的劳动也够他受的，劳动表现没法子突出。所以我提前减轻处分回校时他还和大部分人留在农场。直到1979年春我返回北师大交涉改正的时候才听到他的消息。他那时也从外地回到学校，要求改正，可是经管的人一查，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农场是因为五八年学校精简下放一批教师，政治条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学或外省市，当时决定刘蓬到内蒙。他不愿意，说宁愿去劳动，好，于是弄到西郊农场。既然到了右派圈里，这里的干部自然认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误以为划成了老右。二十二年过去，才查清缘由，这才真是错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为原来就不是，所以反倒没了办法。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一切措施，他沾不上边，虽然过去他大大沾了右派的光。这位先生此时已有六十多岁，至于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捎带着我想说说另一个人，那真是另一种人，与我们这些完全不是一路，我从来不把他算作“难友”。

此人姓常，名中，和我曾经同班。划成右派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太讨厌。他平时吹牛撒谎成性，极端自私，不讲公德，就让所有的同学讨嫌。到了反右，班干部们特别是女干部，坚决要把他办成右派。据说最初报了两次材料上边都给退了回来，说是政治性的材料欠缺，后来不知哪位终于发现了一两条能上纲的东西，总算划成了右派，但也只能算是一般右派。一般右派却受监督劳动的处分，这也是少见的。谁知在我们堆儿里，他却因此有了优越感：“你们是极右，我是一般右派！”由于高人一等，他得意起来。同学们在劳动上都很卖力气，有的是出于赎罪，有的想表现好早摘帽子，有的尽管不服罪却觉得为国家劳动毕竟也是好事，常中却极其怕脏怕苦，没有一天不偷奸耍滑。他有他的路子，就是汇报别人的问题，当带队干部的耳目。开始时那位赵先生把他当依靠对象，公开支持。赵先生把大家训了一顿：“你们骂常中投机，你们是投反革命的机，他是投革命的机，总比你们强。”有了组织的撑腰，他就更理直气壮地干起了陷害同学的事业。他走这条立功的路其实也蛮辛苦。大冷天的，晚上大家在屋里说话，他得猫在窗外作记录; 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在村边散步、谈心，他需要藏在桥下边、草丛里监听；大家上工了，他要在宿舍里关心人家的日记、信……

我所以介绍这样一个人，是针对人们之中常有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右派都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不，不能一概而论！只可以说“大致如此”。要知道也有丑恶如常中之流阴差阳错弄入右派队伍的，尽管很个别，却不可不察。

十二  “三面红旗万岁”

悲剧往往是从喜剧开始的，而我们这里却常常始自闹剧。

园艺队的活儿停了，因为让我们去砸铁，说是“钢元帅要吃饭”。这时农场场部前后已有几十座小高炉。大路两边，永丰屯、皂甲屯这些乡里，直到山脚，处处是土高炉。到了晚上大地上处处火光，如果从飞机上看该是无边的星海，是壮丽的奇观。农场到农村各家各户凡是铁的东西都献出来。这次的献铁活动之彻底，让我颇不应该地想起沦陷时期的“献铜”。那时每家每户的铜烛台、铜壶，连箱子柜子上的铜锁铜篦子都得拆下来，是为了“圣战”，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被迫的。这次却完全相反，虽然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统统上缴了，可老百姓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即使有些老太太掉了眼泪，那是落后。炼钢需要的是生铁，我最欢迎的是铁锅，特好砸。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抡大锤给“升帐”的“钢帅”备料。有几个心灵手巧的同学则派出去学用坩子土陶小土炉的炉膛。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和一些干部农工还搞出了平炉（据说是）。到了晚上自然不能睡觉，我们轮番地拉大风箱，几个人才能拉动的特号的风箱。夜里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加餐，也是特大号的包子。

“出钢了！”“出钢了！”都争着敲锣打鼓报喜，车拉，人抬，把一块块土钢运到场部门前堆起来。厂部前立着两层楼高的宣传牌——“超英赶美”，我们的钢元帅骑着一步登天的指标箭头，把英美帝国主义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生产的钢，不管是什么钢吧，都为增加中国钢产的数字贡献了力量。全国人的心也像钢炉一样滚烫起来。

土钢的砣砣堆在场部房前屋后，并不见谁把它们运到什么地方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离开农场，已经被遗忘了的它们还堆在那里纪念着那些火热光采的日子。

把农民家的锅统统砸碎无需担心，因为几乎是一夜之间农村全都公社化了，农民都吃上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不但周围农村，连西郊农场也进了公社。本来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也不如“公社”时髦。农场和永丰屯乡等等方圆几十里组合成永丰公社。

我在大学里当过文娱委员，曾经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生广播合唱团，这点儿能耐现在派上了用场。在农村我教的第一首歌就叫《吃饭不要钱》。学歌的是农场新吸收的几十个初中刚毕业的合同工。

    “哪里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社员笑开颜……”

后边的词现在我是忘了，但是坐在前排学歌的那些女孩子唱歌时兴奋的发红的脸和发亮的眼神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既然实行公社化，组织上也要军事化。到食堂去吃饭也要整队、跑步、唱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是不是也成了社员，没有明确，但吃饭是跟农工、干部一视同仁了。这不能不感谢公社化。

没多久我们奉命迁到农场北边一河之隔的上庄，住在老乡家里。因为都是公社了，那里成了上庄大队，也算农场的一个队，吃饭就在上庄的食堂。社员们家里早没有锅灶，不但吃饭连开水都在公共食堂打。那阵子食堂的伙食相当好，吃饭管饱，只有一个限制——许吃不许带。一天晚上吃炸糕，一个就有手掌大。我的饭量算大的，当时一顿可以吃一斤半面，这种大炸糕也只吃了六个。而一个社员小伙子据说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也许是夸张了的数字。第二天早上知道有位老社员吃了十个，当晚就撑死了。

中国农民一向有勤俭朴实的美誉，现在，既然吃的是公社的，不是自己的，就无需小气、节约。58年中秋节这一天，食堂把八仙桌在过去地主的大院子里摆成几行，八个人一桌，鸡鸭鱼肉十二个大碗，吃得是喜气洋洋，热气腾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么吃，还不好？

上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有名的温榆河从村南蜿蜒流过。水很净，北京水厂也用它的水。我们夏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常在河里洗澡。一天下午,收了工,郭明亮从外边进来叫徐福绵和我：“老乡在河里下了鱼藤精，鱼都翻上来了，抓鱼去！”我们带上簸箩到河边。河面上到处漂着鱼，肚子朝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他们俩下了水捞，我在岸上装筐，一会儿就两大筐。我们把鱼交到食堂。路上看见在通往场部的石桥那里,社员把桥洞用藤条的围子挡起来，顺水漂下的鱼都在围子前堆积起来.他们一大帮人用铁锨把鱼只管往岸上铲，直接装上马车，一车车拉往食堂。经过这种灭绝性捕捞，河里的鱼会不会断子绝孙，何必操这个心呢！

于是我们的食堂那阵子连吃好多天油炸鱼，管够。

一天晚上在场部大饭厅也是大礼堂开社员大会。饭厅里人都站不下了，很多人只能站在院里，足有两三千人。公社书记兼农场书记在台上作传达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传达中央描绘的蓝图，告诉大家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毛主席给人民开出了食谱，每人每天吃多少牛奶、鸡蛋、肉、鸡、水果、西瓜……我们想不到的好吃的他老人家都给我们想好了，比外国人的日子好多啦！关于未来的分配制度，有三种方案：一是全供给制；二是半供给制；三是工资制。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全供给制。眼看物质生产就极大丰富了，实行全供给制有了保证，到那时货币不再需要，你想要什么只管取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老人家理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已经近在眼前！所以书记在台上让大家对三种方案选择的时候，忽拉一下子，会场内外所有的人都举手选择全供给制，一致通过。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一个个的兴奋劲儿难以形容，谁也没想到共产主义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这时有人递了条子，问以前借了人家的钱，欠了人家的债，没了票子往后怎么还呀？书记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都各取所需了，还不还债还有什么意义！”又引起一片笑声。

夏收之后，据说各地都是大丰收，一个个高产卫星飞上天。不然怎么叫“大跃进”呢。报纸上接连不断报道高产新纪录。亩产千斤已经落后了，小麦已高到五千斤、六千斤……青海高原上的格尔木农场达到亩产8585斤。水稻就更高得了得。天津创造了亩产12万斤的纪录。报上有照片为证，小孩儿可以坐在稻穗上，掉不下来。“喜看稻菽千重浪”，毛主席走遍全国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派丰收景象。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不解放思想你就跟不上，跟不上就得倒霉，更不用说怀疑和反对了，“前车之鉴”我怎敢忘呢？

我那时是生产组长，一个转业军人刘队长直接领导我。一天晚上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是打擂台，还是那个礼堂。一个个生产组要上台报告试验田的高产指标。既然是打擂就得象参加拍卖会，一个更比一个高。光吹牛皮放大炮不行，还要有增产措施，这才显得科学。我很为难，里面开着会，我蹲在门外跟大伙商量。受报上的宣传和会场上气氛的影响，我思想也解放多了。考虑到农场的优越条件，加上措施得当，小麦一万斤亩产我觉得是可能的。刘队长说不够高，大家只好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时毛主席有个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们就围绕这八个字想主意。深翻五尺，不，一丈。因为据说“麦根通黄泉”。肥，一层牛粪，一层马粪，两层人粪……豆饼、麻渣、颗粒肥、细菌肥、化肥……都上了，再煮一匹死马，连汤带肉浇在底下……。亩产三万，不行，五万，还不行.……有同学提出大家全体出动，用棉球钓蛤蟆，一颗麦子底下埋一个。有的说再出去打几条狗，煮烂，给小麦吃。那就十万吧！不行，会场上又长了。我也想开了，反正都是吹牛，不吹过不了关，好，三十万！刘队长觉得这回心里有了点儿底，转身进了会场。可是没两分钟又出来了：“行了，不用报了，人家已经一百二十万了，得了冠军。”他似乎也如释重负。我挤进门，看见台上那位冠军戴上了大红花，正在接受着大家的欢呼。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干劲冲天的社员抄家伙整队下了地。大跃进嘛，就得不睡觉。

我们的小麦试验田拉上了电灯，这是时兴的挑灯夜战。要求深翻一丈实土一丈，挖出的松土就得堆两丈高，土要一级一级往上倒。这些日子每天劳动有十五个小时，入夜以后又累又困的人们都喜欢找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干活。躲在暗处，从远处看人在挖土，其实只是在比划，一锨下去顶多铲几两土。也难怪，谁还有劲呢！

夜晚我们是参加夜战，白天有些日子是跟车到圆明园牛场拉牛粪。部队派来了支援的军用卡车，车帮高，很能装。牛场附近是北大和清华，往南能看得见北大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闪亮，往东能看见郁郁葱葱的清华园，那里的同学在上课吧？然而对我来说大学校园已是遥远的另一世界，而背后那有着沉重历史沧桑感的圆明园倒更适合我目前的心境和处境。不过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去凭吊古迹和遐想啊，锄粪才是现实。

从牛圈起出的牛粪还是热的。两三个人装满一车以后要跟车回来卸车。人累极了，就在牛粪上铺上随身带来的那小块防雨的黄油布，躺在油布上软软的热呼呼的，车摇摇晃晃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至于粪水渗透了油布，弄湿了整个后背，有时人渐渐陷到稀软的粪里，都毫不计较。空车再去的时候，躺在靠车帮的坐板上，随时可能被甩到车下，这些危险我们谁也不在乎。我这才知道人最困的时候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要求就是睡觉，此时连死都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冬小麦试验田种上了，全队种了五亩，一层层肥料都不含糊地到位。没过几天出了苗，天还没冷已经疯长到一人多高，麦子没法儿站稳，东倒西歪，而且还在不停地长。因为是密植，太密，不透风，虽然有通风道还是沤烂了，只好全部割光喂牲口。但刚割完又象童话影片里的镜头一样，忽忽地又长了出来，直到严冬到来，冻死。冬去春来返青也特别快，又扶摇直上，大有大跃进民歌常写的“麦芒刺破天”的势头，然而长到一人多高又纷纷卧倒，又割，又长……终于，颗粒无收。那一带的各种高产卫星试验田大同小异。

受益于不久前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对大炼钢铁、大跃进、公社化当中的种种荒唐，起初我真的没有怀疑。直到积累了太多的印象，静下来的时候，心中才小心地冒出一个个问号，而且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些问号。一向以说真话作为人格追求的我，在形势需要不能回避的时候也学会了跟着吹牛撒谎弄虚作假了。就这样，我卑琐地保护着自己。我的改造确实见了成效啊！

不仅我个人从反右受益，五七之后中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把荒唐推到了顶峰。时隔不久客观规律无情地报复了我们，无助的底层百姓饿死不下三千多万。然而却据说那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我当年的印象，那三年是少有的风调雨顺，老天实在冤枉。有人呼吁为老天爷平反，不，使不得，老天爷把责任推掉了，那么该谁来承担呢！

十三、大地

是出于习惯还是美好的愿望，人们总是希望心灵美的人外形也是美的。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有意塑造了一个奇丑的嘎西摩多想来打破这种传统观念，这也同时证明了习惯的思维定势的不易改变。谁都免不了以貌取人。

我初到农场遇到的第一个师傅姓王。他是山东人，五十多岁，长期落户在北京，是北京四郊有名的“西瓜王”。我们那个生产组种着二十亩西瓜。种西瓜是技术活，王师傅是我们的技术指导。初见王师傅，他的特别的外貌让我暗暗吃惊，不说顿生恶感，至少难以觉得亲近，他实在太丑了。他的样子使我不禁想起中国传统迷信中夜叉的形象。身体黑瘦，骨头支楞着，背有些驼，头顶是尖的，两耳也是尖尖地立在两侧。金鱼眼，有点儿突出；豁牙。这个长相一下子很难和善良的感觉联系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故事性的情节来说明我如何突然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首先让我感到的一点是这位雇农出身的老人对我这个右派却从没有当成敌人，没有一些下放干部们作出来的阶级仇恨状，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他给我和下放干部分配活儿的时候完全是一视同仁，说话的态度也与对下放干部完全一样，这对生活在歧视中而格外敏感的我已经很有些感动了:他把我当作人。

但是真的让我对他产生亲切的好感还是在干活当中他的形象。我想不到自己是从他动作姿态神情的美中喜欢上这位老人的。看到他干活的身姿难以想象他是个精瘦又驼背的老头儿。一抱芦苇在他怀中，只在跨出的大腿上一搓立即均匀散开，两下子就变成风障。给刚出苗的瓜地浇水不能浇明水，要劈沟浇暗水。他那闪亮的片镐在长出两片小叶儿的瓜畦里呼呼地劈出笔直的半边槽，嫩苗被擦头而过的镐片搧得微微颤动，却一点儿也伤不着。让我想起李白诗中“昔有郢中质，一挥成风斤”的绝技。浇水时看他怎么改口子。水滚滚而来，王师傅不慌不忙用锨一推一拨，口子的土只湿了一层皮，而干土却越改越多.我没见过谁有这个本事。几乎所有浇地改口子的人都手忙脚乱地在近旁地里挖土，浇完后的口子是个泥圪垯。锄西瓜，别人是用小锄，师傅耍大锄，拉开架式，象武术家一样，他锄得又深又透又快，最后一招是“刷刷”一墁，畦里的土抹得光光的，轻柔地托着一窝窝小苗……我在这个时候把别的都忘了，奴隶的身份也忘了，只觉得这活儿干得真美。我琢磨着，学着。我学会了改口子的绝活儿，王师傅浇一天地白底布鞋上没有一个泥点子,我也能差不多。我也学会抡大锄干锄瓜地的细活儿。师傅的笑容是对我这个好徒弟的认可，我们成了美的知音。他肯定觉出我和他一样的感情。

我绝不是说什么劳动改造了我或什么劳动人民教育了我。我是在这个老人的艺术创造中被感动了，我忘了现实中屈辱的处境，走入了另一种美，也觉出了人的美 ……                                                                                  

晚饭后我常和王师傅一块儿蹲在瓜地的水渠上。他托着小茶壶，无言地眯着眼看着面前这片一天一个样的绿色的瓜田，好象是用眼睛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瓜田被渐渐落山的夕阳涂上金黄、橘红，微风中瓜叶在悄悄地说着它们自己的话，我相信师傅是听得懂的，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白天在压蔓的时候我见他蹲在地里全身几乎蜷成一团儿。我知道他为什么成了一个驼背的老头儿，那是几十年瓜田劳动付出的代价。可是他耍起铁锨和锄头却“动如脱兔”,无人能比，那是个绝妙的舞者，是魔术师。这里面同样包含了许多艺术的东西。

在上庄，他和老伴住在与我们相邻的一家老乡的院子里，住着一间小屋。他们有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小孙女。有时他老伴做好吃的，包饺子或大饼炒鸡蛋，常把我叫去，当成家里人。他身边没有儿子，也许他对我无言的感情里也含着一些父爱吧？

第一年的瓜田是大丰收。收获的时候，我和袁伯诚结成对儿，抬着大号的架筐和大家一起把瓜抬到公路上装车，每趟都装一百多斤。干得紧张，我那本来已经压得结实的肩膀也有点压肿了。

休息时，在瓜棚下，师傅指点着地里他有意留的瓜，告诉我到瓜田里去摘那个“黑崩筋儿”，那个“三白”，那个“花绫”，那个“小日本”，那些都是最好的，他心里有一本账。摘来打开，犒劳我们，也留籽儿。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第二年（59年）眼看西瓜就要大丰收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一天下午，我正休假在屋里大概是写自我批判，突然外边卷过一天的黑云，一阵冰雹下了十分钟，小院里铺满了蚕豆大的雹子粒。我赶快跑到地里，全完了,所有的绿叶都打光了!这时天已转晴，只见一个个园溜溜的西瓜在太阳地里闪着光，瓜上伤痕累累。师傅带领大家挑伤势轻一点儿的赶快装上汽车往城里运，可是有伤的瓜人家不收了。再过了几天从瓜地旁走过，地里已经臭不可闻，全都娄了。常说“雹打一条线”，别的地里并没有多大损失，偏偏打了最娇贵的瓜地。

王师傅因此大病一场。我去看他，他躺在炕上，只示意我坐在炕头他的旁边，一句话也没说。我就这样样默默地坐了很久，我相信这样他能感到一些安慰。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听一个当代美学的讲座，没想到碰见当年一起在农场劳动的同学翁柏青，于是相约一块儿去农场看望故人,重游旧地。我想起我们曾在房东谢家我们住屋的门上贴过一付春联：“此处水清心可洗，他年西山谢东风。”我并没有真的按谁的命令去洗心革面，也不想谢那个“东风”，但我真的想念那块共过命运的土地，想念我的师傅和那些与他一样善良的师傅们。那个院子还在，老房东早已去世，听她的女儿说王师傅和别的师傅都陆续回老家了。算一算，王师傅也许已经不在了吧。师傅走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他和善憨厚的笑，眯着的眼睛，张开的嘴，豁牙，这是不灭的亲切的记忆。

您,李师傅、马师傅、丁师傅、白师傅……和善良的老乡，你们是大地，承载着不幸的我们。

十四、淘粪在鼓楼近旁

当管理右派的两位先生在会上宣布我和另外三个右派减轻处分回学校的时候，我的心情还真难说清楚。当然，让我回去继续学习应该是离摘帽子近了一步，这也意味着我和樵重聚的希望增大了一些。何况我这一年十个月的劳动始终是带病咬牙坚持下来的，很难说我还能坚持多久，一旦身体垮了,我在这儿是没法儿继续赎罪的。

但是我担心回到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圈儿里对我的精神压力一定会大得多，日子会更难过。我在以前甚至萌生过一个想法：如果给我就地摘了帽子，我简直想在这条温榆河旁定居下来……当然，我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樵还在等着我，而且我的命运都只能由组织决定，去留怎么能由我自主呢！

五九年国庆过后，我和同一批回校的彭浩荡分到中文系四年级。这个年级比我们原来低两级，是五六年入学的，反右时他们是一年级，右派自然比高年级少。当时打了几个右派，有的送去劳教，有的还在农场劳动，四个小班只有留校考查的两个一般右派。我们俩来得正好，填补了两个没有右派的小班的空白，给他们每班配备了一个反面教员。即使我没有进行任何“现行活动”，至少可以因我的存在而使班上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贡献。果如所料，重回学校这段日子在精神上比农场生活的后期难受得多。我离开了那些把我当作“人”来平等对待的师傅们、老乡们是那么的不习惯、不适应。

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班里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空前的孤立。反右之后这个班阶级的等级非常分明，谁是左派谁是中派几乎一下子就能分辨得差不多。只用耳朵听声音就大致不错：左派较之中派一般音量大，频率高，底气足。从对我的态度也能准确地感知出来：左派严峻，中派回避。中间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为表现立场鲜明在公开场合对我格外严厉，而有些被视为白专因而受压抑的同学私下里一对一的时候对我倒比较和蔼，但谁也不敢多说两句。

党组织指派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同学专门监督教育我，于是我可以经常聆听他的批判和训斥。他按支部指示要求我每天写一份思想汇报，必须写出新的反动思想活动。这是最难完成的作业。我如果真的写出可以分析为“反动”的思想，岂不是不断地罪上加罪，我还有摘帽之日吗！如果没写反动的思想活动，就是“不老实”，而“不老实”就是态度恶劣 ，就是坚持反动立场，那还能有好儿吗！因此写思想汇报的过程是一种艰难的创造过程，其中分寸的掌握是最重要也是最费斟酌的。（有了这种体验，日后写科研论文觉得轻松多了。） 每天我都要编出一至几条可以称得上“反动”然而又不太严重的思想活动来应付。后来实在没有可写的，还即兴写些感想，譬如赞美一番学校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随即对比和自责一通。但立刻遭到批评，说我用“写散文”掩盖反动思想。实在无法,我偶尔品评一下身边的左派干部，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这里就会提到他们的缺点，总可算是我的“反动思想”吧？谁知这下惹恼了他们，大会小会批判，我才觉悟到自己的不明智。我应该知道即使我犯再大的罪也不会比这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于是我的态度被上升到“不认罪”。对右派来说，最有杀伤力的打击莫过判定他“不认罪”，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改造之后，落个“不认罪”，这不是等于退回到起跑线重新来吗？幸而我比较理智，知道他们无非是在我的身上比“左”，锻炼拳脚，决定随它去。我照样挺直腰杆儿走路。嘴里还时不时地唱两嗓子来舒解精神的压抑。彭浩荡比我还苦，他是诗人的性格，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天天处于这样的逼迫折磨之中，终于精神失常。

此时已经基本不上课了。一批资深的教授如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俞敏等都成了右派，一批打成右派的年轻助教有的被劳教，有的送劳动考查，和我同去农场的就有四位。右派当然不能上讲台，其它教师除个别的左派，大部分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只能由无产阶级占领的讲台。学生搞科研，学生编教材，成了教学时间的主要内容。我们四个右派学生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到这时间我们就被分派去劳动。

四个右派在一起劳动精神上倒是得到暂时的放松，虽然除了有关眼前劳动的事别的话谁也不敢多说，怕万一哪句话犯了禁被谁汇报上去。我和浩荡毕竟是长期共过患难的朋友，可以互相安慰几句。劳动的内容大半是淘粪积肥。不知是不是与上等人蔑视厕所、淘粪的传统有关,多年来让牛鬼蛇神淘粪扫厕所已成惯例。粪桶和粪车是由一个右派助教看管的，取出来后我们在校内各个下水道的化粪池里淘粪。我最感兴趣的是拉上粪车走出校门到城里去淘粪。天热的时候穿着背心裤衩，拉上架子车，上面装着用汽油桶改制成的两个大粪桶，招摇过市。进了豁口，向东不远就是鼓楼西大街，那年月旧式的四合院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旱厕，需要经常淘。提着粪桶，拿着粪勺，挨家挨户去干全国劳模时传祥的干的活儿，我心里是坦然的，何况房东们对这些学生模样的淘粪工人还常常道几声谢谢呢。车上的大粪桶装得太满，碰到路面不平的时候，一晃荡免不了把粪水溅出来洒在身上，我们谁也不在乎。我们是右派，目前虽是学习考查，却不许有读书的奢望。我曾经不知深浅地对党支部管右派的干部表示我要求“改造学习并重”，受到严厉训斥，这让我清醒地明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悲哀地感到生命被可怕地浪费着，然而再看看那些搞“科研”和大批判的同学何尝不也在浪费吗，当然，我们这些异类浪费就更彻底更残酷些。

不过我还是有过一度的幸运，那就是曾经让我为科研小组跑腿儿找资料。那个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成了思想界文艺界的中心任务，中文系大学生责无旁贷，而且要走在前列。要批判就不能光批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这些外国的东西，更要找中国的靶子。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其它一些作家的所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报刊上批得越来越热。巴金批判也打响了，北师大巴金批判小组很出了风头。此时，我所在的年级可能是根据上面的授意组织了个老舍批判小组，开始磨刀霍霍。让我干的是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把老舍的作品借全，说“这就是子弹”。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亲喜欢老舍，我小学时就读了《骆驼祥子》，知道有个老舍写了好些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年纪渐长又学了中文，对老舍知道得多了，感情也更亲近了。现在却让我给老舍批判运弹药，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不能不遵命。我到师大、北大、北图借来了几大摞老舍的书，我趁机快速翻看，更喜欢更佩服了老舍，又愈加替他担起心来。因为象《猫城记》这种讽刺了革命党的作品在左先生们那里是可以轻而易举定为反共大毒草的。《大悲寺外》等小说当然是“反动的人道主义”。幸而过了些日子不知又是什么战略部署老舍并没有公开批判，我才松了口气，也避免了我的一笔良心债。没想到这次的“运弹药”给了我与老舍作品比较全面的接触机会，成了我日后从事老舍研究的一个缘由，这是那些指派的人不可能料到的。但这种幸运的机会在那时毕竟是太少了。

四年级毕业的考试当然是取消了，但过场要走一走，说是写毕业论文。创新的做法是可以几个人合写一篇，这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的好办法。于是笔杆子吃香了，三四个人依附一个能写的，开始了毕业论文的合作。我没有参加互助组，一方面我估计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优待，我不愿承受被拒绝的尴尬，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近于自欺欺人的作法无法准确反映每个人的实际水平。我要自己写，也只能自己写。为保险起见，我选了当时评价甚高的柳青的《创业史》，用被大力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二革”）的理论分析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字。

毕业论文要经同学的小组共同评议，按五分制打出分来。别人的都评完了，我的论文大家也看了。因为我很小心地用当时最正统的方法，说的是最正统的语言，没让大家挑出毛病，可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多少分，谁也不表态。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哪怕仅仅给个及格也不合适，右派还能及格？不及格吧，论文在那儿摆着。于是矛盾只好上交了。估计后来业务课的老师还是通过了，给了个公道。临近毕业学校也给我办了毕业证书。但证书发到班上党支部书记发了话：“范亦豪的毕业证书不能发，他政治上没毕业！”直到1978年文革之后,这个原装的证书才寄到我手里，它一共走了18年。这18年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学肄业生。

分配前右派需要再接受一次评审，然后决定再一次的处分，最高的处分是工作考查三年。经过几轮声色俱厉的批判过后，给我的结论仍旧是“并没真认罪，其反动立场还是很顽固的”，被定为工作考查两年半，彭浩荡是三年，比我还厉害。也有轻的，另一班有个一般右派，整日大气不出低眉顺眼极其听话，他的处理大概是一年。我并不后悔，这个严厉的惩罚是我维护那点起码的人的尊严的代价。

但我感到惶惑：我还要赎罪到几时呢，谁能告诉我？

十五、牦牛、老鼠和我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填报毕业志愿很大程度是走走形式，一个证明就是那些慷慨带头填报西藏的党员干部，不但一个没去而且差不多都留校当了大学教师，尽管有的人在业务上低得惊人（文革时其中一位老兄给人贴大字报，标题云“╳╳╳包屁坏人”就是一例）。这有点象演戏，但当时是正常现象，大家都能理解。——这是政治第一的世界给他们应得的报偿。几个右派则无一例外地发往边陲，因为他们更需要在艰苦环境里的改造，好让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政治上的关怀和照顾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家只有兄弟二人，哥哥大学毕业后已经去支援新疆建设，在那里因我的株连打成右派，我则戴着帽子发往青海，也算无独有偶了。

在祁连山中我先放牦牛，后当校工，然后做教师，度过了整整十八年春秋。当教师的我把全部的爱给了孩子们，他们也把爱反馈给了我。但政治的凶险始终伴随着我，我工作越出色，灾难反而越多。在经过多年艰辛取得”摘帽右派”的身份以后还三次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子遭受批判和追查。这让我明白摘帽右派实际上还是右派。文革中所谓“地富反坏右”就是包括摘帽右派的，这不是某些个别人的曲解。

十八年漫漫长夜的各种苦辣酸甜难以尽述，下面抄录从前写的一篇小文,由此一斑，即可窥全豹了。

牦牛、老鼠和我

   小时候学过一首歌，叫《土拨鼠》，不知是什么打动了我，始终没有忘。它的歌词是歌德写的，贝多芬谱的曲。歌里唱道：“我从外乡来到这里，和土拨鼠在一起。吃过各色各样东西，和土拨鼠在一起。同在一起，同在一起，同土拨鼠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首儿歌。我一直不明白，两位大师怎么写了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一个流浪汉和老鼠，这里能有什么深意呢？

   是生活赐给我的机缘，让我对它渐有所悟。

   生正逢时的我20岁那年被冠以极右，中止了大学学业，送到北京西郊农场监督劳动，两年后发到青海。我没有留在西宁的资格，因为我有罪，而且“罪行严重”。于是被分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山里，行政关系属于县城的一所中学。按我的专业应该教书，可是让一个阶级敌人来培养革命接班人岂不荒唐！还是领导圣明，把我送到远离县城的大山当中放牛。“牛鬼”放牦牛，门当户对。

   海北地处高寒，从来没有夏季，冬季达到零下二、三十度。这里的县城平地海拔3100多公尺，我的山居又要高出几百公尺，再往上不远就是终年积雪的白色山峰。山上的气候条件可想而知。即使在夏天，平地下雨这里下的就是雪，更不用说秋冬了。

大山深处一处坡地，一个半地上半土中，用树枝草草搭成的窝棚便是我的住处。窝棚四处通风透亮，门是没有的 只挂了一个破棉门帘，风大时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帘脚就是了。窝棚外常有狼的脚印，夜里枕边放一把柴镰，聊以自卫或自慰。有个半截的铁皮炉子，上边是敞口的，可以在里边烧牛粪，用脸盆煮糊糊吃。当时我的粮食定量是一天半斤青稞面，只能吃稀糊糊。所以我脸和脚都严重浮肿，“胖胖的”，一按一个深坑，早晨穿鞋常常难把脚塞进去。有几次不知不觉昏倒，醒来才知道躺在地上。

在这个地方多少天见不到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对我已经是多余的了。孤独曾经被人们视为可怕的刑罚，然而我的感觉却完全相反。我觉得这儿是我求之不得的乐土。我不想见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有另一个人在，我的地位就是“敌人”，我就必须按党的规定无尽无休地表示低头认罪接受监督，我就不是人。而和我相伴的十几头牦牛，它们不但温顺活泼，最可爱之处是它们看我时的眼神是平等的、亲切的，它们从不把我当坏人。我爱这些无言的伙伴。每天早晨我“shi-qiu,shi-qiu”地吆喝着送它们到山坡上。牦牛吃草，我打柴。傍晚，我们结伴回家。牦牛的性格与黄牛、水牛不同，它们跑起来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看着它们在前边跑，觉得像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我是它们的班主任。

黑夜里，老鼠成群出来，隔着被子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窜来窜去。我任其驰骋，睡自己的觉。只在它们调皮地揪我头发玩儿的时候，才伸出手来把它们轰开。在这漆黑的世界里，老鼠毕竟是在我身边活动的生命，帮我舒解着孤寂。我和老鼠友善地相处在这大山中的窝棚里，也是缘分。有一天早晨，当我掀起被子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在我脚旁竟下了一窝小老鼠，足见老鼠对我的依恋和信任。

此时，我又想起了老朋友《土拨鼠》，我懂了。

在这寂静的大山里，给了我头脑的自由。每天，与这傲岸的、巍峨的、俯视一切的祁连山对话和亲近，感受着他的性格。他以无声的语言，使我渐渐悟出些于人生十分有益的东西。这又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此时，我更懂得了，一个人要想行使民主权利，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十六、好一顶帽子

一朝中谋，二十二年恶梦。1979年3月从北师大拿到改正结论，我和世樵在王府井的北京照相馆照了张相作为纪念。在相片的背面我题了四个字：“炼狱之后”。相片上相濡以沫半生的我们已是一对憔悴的中年人。在日记里我说：“樵，我吻着你每一条美丽的皱纹，每一丝纯洁的白发——这都是我的。”

在距此十八年前（1961年底），我摘了右派帽子，电发沈阳，樵马上公开了对我的等待，爱，转到了地上。我俩立即分头动身回京津结婚。之后，她以超常规的速度办了调动手续，翻山越岭来到莽莽祁连山中我那间斗室（我想起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从此我们再不分离。在那里，我们共同搏战生活的艰难和政治的险恶。她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换来了我的健康。她比我坚定，也比我清醒，她张开了天使的翅膀，为我抵挡着风刀霜剑的欺凌，而对自己因此受的伤却不大介意。樵舍弃了人们艳羡的大城市和高校教职，甘愿和我在那所山区学校教学，一干将近十八年。直到文革结束我们一起调到大学，她才重操外国文学教师的旧业。上天以樵赐我，是我今生的大大幸，再多的苦难和冤屈都算不得什么了！

平静下来的我常常想，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

这并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右派这付重枷我戴了二十多个年头，当然使我失去了很多，可是我却因此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人生一世贵在体验，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因帽子而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砥砺我自珍，也迫使我自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益。因此我远离可恨的腐败，值得庆幸。
——磨练了意志和胆量，开阔了胸怀。”曾经沧海难为水”，小漩涡乃至七八级风浪，已经不以为意。有时竟可达到轻生死的境界。
——不再有攀升的幻想，安心于在“卑微”的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
——逃避了可以伤害人的位置，在翻来覆去的残酷斗争中只有挨整的份儿，不大能也不愿伤害别人，因此内心是坦然的，良心是无愧的。
——阅尽了鲁迅所说的“世人的真面目”，也深切感受着人间的真情。在无价的真情面前，歧视和冷酷都失去了分量。
——因为自己饱受误解和委屈，所以不愿轻易误解别人。多了些对别人的宽容，也多了些同情心。
——知道了生活的复杂，也有助于理解生活中的各种人。再延展一步，对理解文艺作品，对教学生，对学术研究也大有帮助。
——使我始终从平民的视角看取这个世道，从而静观大舞台上的表演，难再轻信谎言，而坚信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绝对必要，因而一步一步地明白了。
……

这些无一不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么一顶好帽子，不后悔。

然而，这桩冤案毕竟是我的悲剧。

这个悲剧最深刻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被迫害，而是被愚弄，长期的被愚弄，并且是和全国人民一起。

当年我自以为崇尚独立思考，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的走出愚昧。在整风反右以及此后很多年，我主要还是当了个愚忠的角色。在领袖思想威力的作用下，在批判和压力下，我确曾以为自己是犯了罪。我虽然曾经说过“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而被视为大逆不道严厉批判，其实我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依照惯性无条件接受的，很少真正独立作出判断。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才因震惊而清醒 ，开始从迷信中挣脱出来。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在监督改造期间假如我没有用这份愚昧扭曲自己，不用说不能减轻处分摘掉帽子，很可能还会被送到哪家大墙里去。这么说，我的为上边所需要的愚昧还保护了落难中的我，这不是更可悲吗！

巴金曾经自责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在我们的中国有几个人不是如此呢！愚昧在中国传统迷信和现代迷信的深厚土壤中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这已是非常牢固的集体意识。五四的先驱们号召“冲破思想的牢笼”从而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能无愧地面对先贤吗？

附录: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1955年的肃反和1957年的反右是中国现代史中两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57年6月8日我和林锡纯写大字报批评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个发动反右运动的第一篇社论。我们的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是基于肃反的教训作出的预测。我们预测如果这样搞反右必将误伤好人和阻绝言论，而事实比我们担心的后果严重得多，深广得多。

对肃反和反右这两次运动作些比较是个有意义的课题，从这个角度可以显现一些问题的实质。我以不同的角色参与了这两次运动，获得了亲身的体验，多少有些感悟，在这里扼要地谈谈：

从发动者的总体目的和客观效果看，肃反是远不及反右成功的。比较一下，至少有几点不同：

一、成功率不同。肃反和反右都是对敌斗争，都是揪反革命。肃反运动中审查批斗了130多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比例达四分之一，然而最后落实了的真正能定为“敌人”的只有3800多人，成功率不足0.3%。而反右中凡被批斗的最后几乎都成了“敌人”，不少没批斗过的也顺势擒获，成功率可以说超过了百分之百。反右一举俘敌552877人（或依另一说3178470），这是官方数字，实际还要多，有许多未经上级审批的虽未在册，现实中却当右派对待，以致到79年竟无从改正。

二、有效期长短不同。肃反被批斗者中绝大部分（99.7%以上）不出一年其反革命身份都被否定，大都有了结论。而反右中定为敌人的有效期至少保持了二十余年。“摘帽右派”按规定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档案俱在，监控使用，家属亲戚填表时“亲属中有无被杀关管斗者”一栏中必填之。直至文革，所谓“地富反坏右”当然包括“摘帽右派”。

三、“谋”的充分程度不同，或曰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不同。肃反主要是查两方面材料，历史的和现行的，历史是死账，现行是活账。肃反运动前由于缺少一个充分暴露的重要环节，所以现行材料很难抓到，即使凑出一些材料也难达到必要条件。反右则不同，在运动之前先搞双百、鸣放，大张旗鼓动员，引蛇出洞，下面的文章就好做得多了。

四、定性的灵活程度不同。肃反定性不如反右灵活，这是不及反右的一大原因。肃反定为抓反革命分子，运动后期定案时，够与不够含糊的幅度有限（尽管也有不少搞错的），所以只好把绝大部分网中之鱼放掉。到了反右，”右派帽子”真是一个伟大发明，它能大能小，能伸能缩，能有形能无形，是个万能武器，可随心所欲。因此执行起来可操作性极强，不会束缚手脚，能充分大显身手，横扫一切不听话的，不顺眼的，挡事的,异己的……。原定5%指标超额一倍，这是重要原因。

五、震慑的广度和深远程度不同

建国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较早的有反胡风运动。这个运动虽然雷厉风行家喻户晓，但毕竟被定为胡风分子的都是作家，于是非作家的知识分子则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担忧。肃反虽然扩大了搜捕范围，但既然是反革命就必须有组织或有现行活动，因此凡与此无涉的人们自然不会十分恐惧。而反右则让民众难以捉摸，好端端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忽而就成了右派，这势必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这就不但震慑了知识界，让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变得老老实实，而且震摄了全体人民，即使与右派没有直接关系的市民、工人、农民也都亲见了反右的厉害，统统不敢乱说乱动。更因为右派是思想罪，因此给人的教训是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应该甘于做听话的驯服工具。全国人都用领袖的思想武装头脑，代替自己思想，无条件服从，从“舆论一律”进步到“五个统一”，从而实现大治。（虽然从理论到事实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但在很长时期至少表面上是维持了这个局面。）于是一年以后的“三面红旗”和九年以后的文化革命这样历史性的大荒唐就可以一声令下全国响应，没有人敢怀疑，也没有人能够怀疑。在中国大地上永远是领袖挥手我前进的大好形势。

六、在人民中划分“左、中`右”是专政手段的战略性发展，进而成为相当长时期的策略。

使群众自相制约。几十万“敌人”及与之有关联的亲属等数以百万计的人仅靠专政机关是管不过来的，划分了左、中、右，让非右派（左派领导中派）对右派实行监督，开展群众专政，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发展了群众斗群众的传统。

左中右的划分，对各派有的给甜头，有的给苦头，荣辱、祸福对比鲜明，分化后大大便于治理。这样做不但对右派有压力，对中派、左派也有压力，各有各的危机感。右派的出路当然是认罪低头，受尽冤屈而无怨言，甚至连“腹诽”以至一闪念的不满也不能有，同时还要检举揭发同志、亲友、师长以立功赎罪，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派的人数最多，但地位并不稳定，稍不小心就随时可能“滑到”右派里去，所以必须时时向左派靠拢，事事表现积极；对右派 则要划清界限，严加监督。许多中间派在人前对右派的冷淡、严厉、深恶痛绝状甚至超过一些左派。左派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也不是保险的，不经常“再立新功”就会从亲信的位置退到中间派去，甚至还会一不留神“堕落成”右派。所以需要旗帜鲜明再鲜明，行动积极再积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好在眼前有右派这现成的靶子，更有一批批新的革命对象，要想立功也还便当。

这种阶级阵线划分的不固定性,它的优越性远远超过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或土改时的阶级成份划分。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他们似乎都在空中悬着，听任权威的巨手指引、牵制和决定。这多么好治理啊，他们非听话不可，否则下一次排队就不知排进哪一队。

那么“右派”这个名称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名词是不是科学呢？当时政治遵循的原则不是科学而是实用。

右派从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起，它的特点就是保守的，立场是站在当权者一方的。激进的，要求民主和变革的是左派。在中国现代史中包括中共同样一贯这样理解和使用。这种政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界定早已在历史中形成和确认。

考察所谓右派在57年的主要作为其实是要求推动民主进程反对保守和腐败的，自然应是左派。其所以被命名右派乃因为一则在位一方已将“左派”作为自己的专有，于是凡与自己相对的一方自然是右；二则人民对右一向存有恶感，所以把这顶帽子扣在这些异己头上便于丑化他们孤立他们，便于在偷换概念的前提下随心所欲理直气壮地作文章。只是因为需要而且有权，就可以不讲理，不讲科学,哪怕是人所共知的常理，也可以颠倒。

如果真要为右派“改正”，首先就要改正这现代历史中最荒谬的误读。

历史将作出公正的回答，只是需要你的耐心。

然而，我却又坚信，历史将是另一思路。他的回答将是：执政者把公民划分成无论任何派而予以不同政治待遇的行为都是反人权的，非法的。

2005-11-20

【作者: sltao】【访问统计:】【2006年02月9日 星期四 20:45】【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