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往事钩沉）

马校长请我吃饭
——北大往事
           戈悟觉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的尘埃足以让回忆不再热血沸腾，那像是未名湖对岸夏天傍晚飘过来的音乐，漾漾的，暖暖的，有点抒情，有点伤感，是什么，又觉得不是什么。（这时候，我会想起萨特的话：“生活给了我很多，同时也让我明白，这一切并没有多大意思。”）
   北大学涯，我最清晰和最动情的记忆，竟然是和“最高学府”、“北大精神”最不相干的体育——跳高。回回重返母校，文史楼不去，图书馆也少去，一定要去的是未名湖畔的田径场。在沙坑边上站站，在我穿钉子鞋起跳的那一尺见方的地面，用手抚摸，用脚踩踏，这里有着只属于我感觉到的脚印、汗水和时光的留痕。我的许许多多“光荣和梦想”的往事，就是这里。
    本来我不会如此眷恋北大。北大那些年，学习太少，政治活动太多；正气不多，屈辱不少。第一年认认真真读书，我每考一个“5”都给家乡父母发电报，口试的时间拉得长，一周一门课，一周一封电报；第二年学习不正常了，分数无所谓了。而政治活动我完全不识时务。我是班里唯一的非党团员。下课宣布：“党团员留下。”也就是说：“戈悟觉离开。”这味道不大好。也不冤，整个反右期间，每天下午都是声讨批判，我没有发过言，咬牙坚持不开口，也是班里唯一。毕业给我的“反右斗争表现”评语是“采取客观主义主场。”中肯，我满意。

    我在政治上的“低能弱智”，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玩笑。
    我“政治”早熟。未满12岁，小学毕业我便是温州少先队的组织部长。温州5月解放，8月组建少先队，我在暑期顶着南方的烈日跑遍了温州市内的几十所小学，找到校长就说：“你们成立少先队吧，苏联就有少先队。”有的校长拍拍我的脑袋，说：“好的，好的。”有的校长问：“有介绍信吗？”我反问：“什么叫介绍信？”温州是前线，飞机轰炸，有一次还被人盯梢，躲进父亲的钱庄才得以脱身。12岁，我是温州中学学生会执委，文娱部副部长。不过我也早衰。“三反五反”，父亲突然被打成“老虎”，隔离审查，跪椅子揪头发，我表态划清界线，几个月后，又突然宣布“搞清楚了，没事了”。从此，我对“运动”的热情从政治运动转换为体育运动。
    我向往公平，公正，向往简单，真实，向往竞争而平和。在那个年代，我在体育尤其是田径比赛中找到了。分秒和公分，说明一切，证明一切。我毅然选择了体育。
    从小多愁善感，腼腆瘦弱。努力了一年，我15岁就破了温州市跳高记录。后来是浙江省记录。

    感谢体育。
    我从江南小城温州来到北京。当年温州没有市内公交，学校没有钢琴，语文教师不会讲普通话。小地方人进京都，又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温州考进北大文科唯我一人），正是体育给了我自信。入学不久，校篮球队选拔，我原先是温州中学生联队队长，颇受青睐。第二天田径队选拔，我一跳打破了校记录。在场的体育老师管玉珊先生非常惊讶，我训练水平差，动作不规范，怎么比以往所有北大学生都跳的高？

    信不信？服不服？也就这样了。
    （我对管玉珊老师的怀念是一生中少有的不是“就这样了”的人。他是我的教练，我并不觉得他特别高明，难得的是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他为我找过国家队总教练黄健，请他看我比赛，但也只有一句不加修辞的话：“他说你的起跳脚外撇是习惯动作，不改了”。殚思竭虑尽在其中。他后来是右派，从批斗会直接来到田径场，一脸汗污依旧平和，依旧严历，依旧不谈自己——我多么盼望他能拿我出气，向我抱怨。）
    我4次破北京市跳高记录。据说北大解放后破市记录的唯有我。现在我应该清理一下我获得的荣誉了——北大学生代表；北大体协常务理事；《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 》发表报道、专访和照片；那年纪念“五四”，北大是五四发源地，盛况空前，推举我举火炬领跑绕场一周；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全校大会上对我表彰（把我的名字念成“戈觉悟”了,全场哄笑），还有，马寅初校长请我吃饭……。这些我没有说过，没有填表，中外多种辞书、传记、访谈也没有写过，连剪报、照片也没有保存。破记录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记录是多高。

    可见我多么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过程。人生不就是过程吗？
    体育运动，是我的享受，是我的追求和逃避。运动让我强壮，从容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我的生活阳光灿烂，体育也造就了我的人格和气质。
    北大入学，先住小饭厅，后住13斋。13斋两层灰砖楼，生火炉，３个相连的房间住２４人。大冬天，是南方人难以想象的零下十几度。我早上五点起床，轻手轻脚从上铺爬下，摸黑穿上单薄的运动衣裤。下雪天也不例外，雪落在身上，身上冒着烟也似的水汽，快意极了。在阗寂无人（如果遇着人我们会亲切地点头）的未名湖畔，在绿白相叠的校园小径，此情此景，只属于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受宠生活的年轻时光。未名湖一脸静谧温柔，小山坡上时有宿鸟惊起，又落在巢里，亭榭隐没在雪帘后面。一个多小时，我回到热烘烘、气味不佳的宿舍，他们还在睡梦中。我比他们幸福。

    有些同学不这么觉得，或者他们觉得我太幸福了。
    有一种情绪，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但差不多每个人都耻于承认，哪怕对自己。那是嫉妒。我也是。嫉妒和羡慕之间有一条宽宽的灰色边缘，我们很难界定。他们不会嫉妒我的体育成绩，机会平等，他们做不到；他们会嫉妒因此带来的东西。我有北大“华尔兹王”之称，小饭厅周末舞会回宿舍，他们全已无聊地入睡。我的床头张贴着苏联芭蕾舞剧照。周日我过得丰富多彩，去公园，背上速写夹画画，进城（步行，无钱买公交车票）看电影、画展。常有女同学给我写信、来电话，在饭厅碗袋里塞条子、放电影票。青春期，对别人的艳遇无论是嫉妒还是羡慕都正常，其实我在北大只和一位女同学拉过、接触过１０秒钟的手，只有一次鸽子一般的额头碰额头，没有任何不轨不得体。他们看我轻轻松松得高分，他们看我特立独行，不跟风起哄……还有什么呢？但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我总是主角，对我的帮助十分耐心和认真。无非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从不答辩，埋头作记录的同时便是画出发言人痛心、愤慨的表情，有时委屈，通常要想出一句自我消解的话：“让海风从胸中吹过！”会后去运动，跑步、打球，汗水一出什么也没留下，我行我素。

    说了什么，是谁说，现在全消散了。
    我记得的是那天校运动会的中午，比赛结束回到宿舍，大家都已午睡。桌子上有一个信封，上面放着水果和自采的鲜花。全班同学署名的祝贺我破北京记录的信，还有一张苏联明信片，一位女同学在上面抄录了普斯金《白衣少女》的诗。我很感动，我感受到同学的真情，这封信和明信片，天南地北，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我至今保留着。
    这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人际现象：会上是对手，会下是朋友——体育口号的套用。（在文革中也如此，他贴我的大字报：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干将，小爬虫，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可以和我站在一起看他写我的大字报，看完，我们打乒乓球去，钓鱼去。）我和大家无争无涉，友好轻松，我觉得同学是喜欢我的，亲昵地喊我“小拉兹”（印度电影《流浪者》男主角）。我们都年轻，都幼稚，也都可爱。
    我不大喜欢回忆往事。人不是为回忆活着。只是有些事，需要用时间来品味。
    那天下午，我正在田径场训练。体育教研组一位老师找到我，说：“看你一身汗，快洗澡去”。
    我问：“有事吗？”
他看看表：“给你15分钟，洗完澡马上到办公室 ”。
    原来是马寅初校长约我去。未名湖畔一座独立小院，竹林环绕，青瓦白墙。校团委书记石幼珊在门口等我，她远远的就招手，迎下台阶。我和她在什么会上见过一面。她十分亲切，透着母性的随和和温暖。
    马寅初先生闻声从里屋出来。五短身材，粗壮，大脸盘黝黑。我心里想，像是农民老伯。他边走边说：“请坐，坐。”
我有礼貌地拘谨着。石幼珊先生拉过我坐在红木沙发上。
    马老问我是哪里人，高兴地说：“我们是大老乡啊，我讲不好普通话，你也讲不好吧？你讲不好别人听懂，我讲不好别人听不懂”。
   我说：“听得懂。听不懂还能当校长？”
   我们都笑起来。
   “小老乡，不成敬意，4菜4碟1汤。喝绍兴老酒？”
  “不会喝。”我撒谎。我经常在母亲的厨房里偷喝做菜的老酒。
   “不喝，马校长您喝。”石幼珊说。
    他拿过杯，自斟自酌：“兄弟不客气了。就两小杯，点到为止。这样可以吧？”
我们边吃边谈笑。
    4菜中有一大盘鱼，柳叶盘，1汤是西红柿鸡蛋汤。有一小碟五香花生米，一小碟葱拌豆腐，还有大概是海带、牛肉焙片。
    他说了什么？大学生习惯做笔记，我本来也想写下指示的，只一分钟我便打消了这念头。他甚至不问我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对振兴北大体育的看法，他也不问我是否是党团员，指明我前进的方向。听惯了套话，突然官而无腔，官而无调，反而感到怪怪的（连团小组长每次找我谈话也是先征求意见后指出方向）。虽然平易随和，却尊敬不起来了。
    马校长说起他的健身秘诀：爬山，冷热水交替洗澡。他问我温州人姓“戈”的多不多，戈公振、戈宝权是江苏东台人。
    他“正式”的话只有这一句：“引起共产党注意不容易，你才19岁，共产党注意你了，你要……”他左手握一下拳头，“努力！”
    他怎么说“共产党”不说“党”？民主人士的用词；他怎么说“注意”不说“关怀”、“重视”？用词陈旧。
    我看一眼石幼珊。她没有什么感觉，往我碗里夹菜。
    大约是半个小时，或许是一小时，门口响起汽车喇叭。他慌慌张张的站起来，用餐巾纸抹一下嘴，匆匆往外走：“对不起，告辞，告辞。你们再吃。”
    石幼珊说，马校长要去中南海开会。马校长坐进汽车，我和石幼珊目送他离去。
饭是不能再吃了，鱼的味道鲜美。
    石幼珊对我说：“你入团快解决了。我问过你们的团支部，家庭情况也调查过。”
    我笑了笑。
    她又说：“有事你可找我。”
    我没有找她。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交谈，但我心里惦记她。文革中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急切打听她的境况，我想她这样的人肯定大难临头，说不定会自杀。
    反右后，团支部书记说：“当时不让戈悟觉入团，我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完全正确！”校团委是厅级，班级团支部是什么级？他们的不妥协我还是佩服的。
    “完全正确”的理由，自然是我在右派进攻和反右中的表现了。我的两位朋友，一男一女，都成了右派。女的朋友希望我在批斗她的班会上出席，而且坐在一排中间的位置，可见她多么不明世理；我也不明世理，居然答应这位西语系不能算是“女朋友”的朋友。

    我到了教室门口就被他们大吆小呼地堵住了，他们认识我，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左派，向我说明她的问题如何严重，要我劝说她坦白交代和谭天荣、张元勋的关系。后来，他们把我单刀赴会救美反映给我们班。男的是王大鹏，我们要好，他班里积极分子找我揭发，我说：“他请我吃冰棍，我不吃他就扔到的大饭厅屋顶上了。” “完了？”“完了。”我是名人，他奈何不得。后来还是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写了张大字报与他划清界线。他与大鹏没有多来往，迫于团支部的“希望”，包括动员我一起签名，“搞不好要开除团籍” 。我入不了团，总不能连累他出团，便答应了。这不算我的好表现。
    有些事情莫名其妙。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竟然和我商量让我同意当右派。我问：“凭什么？”他也想不出来。不过我也不怪他，我明白，有一次我只差10分钟就当上右派了。时也，运也，命也。

    又是多亏体育。
    闷热的夜晚。班会已开到9点半，我突然有了一股陌生的不寻常的冲动，便在纸上写了几句发言提纲。但前面的同学罗嗦到9点50分，我正要说话，另一位同学激情满怀抢了话头（结果“开除团籍”）。我10点必须睡觉，这是学校硬性规定。我正准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早餐加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餐多一碗红烧肉，每星期发我2角糖果费，全校唯我1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因反右最终中国未派运动会员）我怏怏然离开班会。我的发言提纲：《教授在大学的位置》——典型右派言论。
    第二天，我就失去了“帮助党整风”的热情。我的看法并无新意，有人说过了。我没有马校长“共产党注意你了”的自我感觉。
    马校长一席便饭，我不大在意。石幼珊和我分道，我在未名湖畔转了一圈，饭后散步。天还亮，夕阳下的未名湖一副盛装。不是周末也漫步湖畔，有偷情的乐趣。不久，实实在在的感觉出来了，这顿饭没吃饱，才吃了2小碗，在大食堂要吃4个馒头。因此，最现实的苦恼是要不要出西大门到海淀小店补一碗鲜肉馄饨。馄饨很诱惑，不过校长请吃饭还要再花4分钱，太冤，最后还是去图书馆。
    我没有与同学说起赴宴，主要原因是对马寅初先生缺乏认识。校长便是校长，在北大见过的大人物多了。我是在他亲自张贴布告：“本兄弟要演讲”，他的《新人口论》，和他的“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战斗到死”的宣言之后，对他肃然起敬。他不是农民老伯，他是时代的大无畏的智者，才觉得他的不正统的“注意论”是平等、诚恳的肺腑之言，是大悟。其次，我又能传达什么呢？我也不想给人炫耀的感觉，我已经不由自主的出名，还是老老实实出汗最惬意。
    北大校庆100周年，老同学重聚。我们突然在“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时刻又坐在一个窗户里，没有比试，没有颠覆，只有人生的感慨和感悟。
    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她在10多年前一次会议期间和樊锦诗同住一室。樊锦诗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我在敦煌“深入生活”时与这位北大历史系校友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86年10月，她去印度访问，我去欧洲参加世界作家大会，邂逅北京。她说：“你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我们当年对不起戈悟觉。他是对的。’她说这话很郑重，很沉重。”现在，我和党支部书记相隔30多年后重逢，她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沧海桑田，等闲一笑。她笑的像是老大姐。
    同班同学来了20几位，老班长建议，每人用10分钟介绍各自的 经历。友好，亲切，热闹。我提起马寅初校长请吃饭——不说没有机会了。我要表达对他的追怀，我要公开这个40多年后仍然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有人笑着嚷：“不算，不算，死无对证”。
    我也笑着说：“死无对证，不算不算。”
    我微微吃惊，原来还有人在乎。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后，在我们都有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有了玩笑，有了玩笑似的在乎。
    还原事实本来就不可靠。刹那间，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真的了。于是，想起了王安石的一句诗：“山花落尽山自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只有沙坑，沙坑边沿用手用脚感觉到的一小块地方。我这里得到的干干净净。我这一生不停地在起跳。高度在哪里？越过了吗？

    温州山根居,200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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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悟觉  国家一级作家，教授。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建设，曾任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宁夏国际标准舞协会会长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舞协国标舞协会等会员。1995年调回家乡温州，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发表作品600多万字，有英、法、日、俄等译文。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人民文学》“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等20多种国家、省级作品奖。作品入选10多种国内外选本。主编书籍400多万字。录制电视剧3部，参加中法、中日文化交流。中国正泰集团、中国红蜻蜓集团、美国龙安公司等中外大型企业高级顾问。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