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往事钩沉）

任彦芳： 我的生命史诗

                                      

  
  我把写的几部长诗收到一起，作为《任彦芳文集》的第六卷，起名《生命史诗》。
           一、关系我命运的《命运》
  我的第一部长诗叫《怀念之歌》，写在1956年，完稿于1956年11月21日，
“大雪漫漫，完最后一节”。这是写我对为革命牺牲的父亲的怀念；初稿写在
诗人侯唯动出版的长篇叙事诗《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的下边。就是说，这首长
诗也同样是写革命历史的，侯诗的最后一页也是我的诗的最后一页，共172页。
这首诗后来写出了第二稿，其中的一章名《命运》有二百多行，发在北大文艺
刊物《红楼》1957年7月号，即第四期上。正是这首二百多行的《命运》，真正
救了我的命，给了我好的命运。
  那正是反右开始的时候，面对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
头脑思索，因而对着新提出的如此多的没有想过的问题，我正处在迷茫中。但是
我写历史的《命运》，被主编《红楼》的北大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看到，并向北
大党委书记做了汇报，于是，为了调动同学们对党的感情，便选中了我这首长
诗《命运》，让我在北大纪念党的生日七一晚会上进行朗诵。我是含着热泪对着
八千北大师生，在北大大饭厅的台上朗诵这首诗的，它感动了不少同学，我在台上
也听到了一些同学的饮泣。我的朗诵给北大师生，更重要的是给校党委领导打下了
烙印。一个月后，我的中学同学苑纪久在河北省文联被打成“刘艺亭反党集团”成员
我在河北文联与同学说过的话，和曾随便说说要和他们办“同仁刊物”的问题被揭
发出来，河北省把材料转到北大；按着河北省的意见，我是右派无疑。何况，我在
北大也有说农民生活苦，说共产党进城后忘了农民，中国没有为农民利益说话的党，
并开玩笑似的说，如果让组织党，我就组织个农民党，为农民说话等等也在北大同
学中留下了印记。在领导讨论我是不是划成右派的关键时刻，我这首诗起了作用。
因为如我这样对党有这么深的感情，而且在北大起了这么好的调动大家对党感情
作用的同学，如何会是“反党”的右派呢？这样，我便没有被划进那右派队伍。
  《命运》啊，是你安排了我的命运啊！这不是命运的安排吗？如果，我被划成了
右派，以我当时的脆弱，也许经受不了二十多年的非人折磨，早不会活到能说真话的
今天了。我感谢命运，我感谢我的第一部长诗。
  这部长诗没有全部发表。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去整理它。而那发表过的其中的一章
《命运》作为长诗的选录，留在这个长诗卷里。
              二、《改天换地录--焦裕禄之歌》
  1962年冬，我第一次到兰考探亲，便认识了刚来兰考的焦裕禄；他和我家成了邻
居。1963年冬，我从河北家乡四清工作队休假再次回兰考看望母亲，便与老焦有了
几次交谈，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年的5月我收到母亲在医院的
来信，告诉我的却是老焦5月14日病逝的噩耗。母亲因为焦的逝世而不住流泪；最后
病倒住院了。我回到开封看望母亲，母亲流着泪向我讲述了焦裕禄那么多动人事实，
让我真正感动了。我向长影党委写了报告，要求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1965年2月，
我带着长影党委的介绍信回到开封，组织了《焦裕禄》电影创作组。1965年8月为
体验兰考生活，我参加了兰考四清工作队。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
裕禄的事迹；1966年2月7日，写焦裕禄的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电台全文
播出后，如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全国。
  做为与焦裕禄生前相识的诗人，我在兰考生活了解焦裕禄一年之后，那许多感受
如滚滚的黄河水冲击着我的胸膛；我在这一天感情的闸门打开，再也无法控制，便用
了三个日夜，让激情一泻千里，我一气写出近三千行的长诗，这就是最初写下的《焦
禄之歌三部曲》。我是分别以大学生、老贫农和县委干部三种不同身份激情地讲述
焦裕禄的故事。第一部是以到兰考来工作的林业大学生为主人公，讲述他跟着焦裕
禄治风沙的故事。这一部叫《改天换地录》；第二部是以韩村老贫农叙述焦裕禄的故事
，写出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主要写了他带领群众治盐碱地的事迹，这一部叫《韩村
前进曲》；第三部叫《千里风雨行》，是通过一个跟随焦裕禄下乡探水情的县委干部
的口气讲述老焦治水害的故事。
  我把第一部《改天换地录》初步修改后，交到兰考县委办公室。他们立即打印出来。
  当时，全国各报刊都来信要兰考写焦裕禄的稿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把我的长诗
打印稿，寄给了约稿的报刊，这事我并不知道。后来才知因此惹了麻烦。几家大型文艺
期刊《人民文学》、《收获》等都发来电报给县委，要刊载这首长诗。当时有规定是不
许一稿两投的。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反正是宣传焦裕禄，都让他们登好了。我说那可
不行，一个女儿只能许配一家。于是我给《人民文学》发去电报，同意他们发表；并电
报给其它期刊。谁知，电报发出没有两天，我看到上海《文汇报》上以近三个版面，发
出了《改天换地录---焦裕禄之歌》。这让我很被动，且不知如何向《人民文学》主编李
季老师解释；因此事使《人民文学》只好把已二校好的稿撤下来，李季给河南省文联主席
于黑丁打电话，要他们立即组织几十页诗稿，以补因撤下我的《焦裕禄之歌》的空白。
为此事我一直心不安，觉得对不住李季老师，和为我编诗的朋友雷奔。我给《文汇报》
写了信，说他们发表我的诗，应通知一下。《文汇报》没有理我的信。不久寄来了几百元
稿费，我让县委办公室把全部稿费支援贫苦的队购化肥吧，表达我对兰考百姓的一点心意。
  这首长诗发表后，我接到不少读者来信；河南省电台全诗播出，也引起一些反响。因为
它表达了当时老百姓的心声。
  我本来可以一气把其它两部长诗修改出来，交报刊发表；但不久，我参加了由文化部
领导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工作中去，抽不出一点精力
顾及这没发表的两部长诗了。
  我自己想不到：我写焦裕禄的长诗，也和我的命运相联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关心兰考而来兰考。我的兰考朋友也人为地形成对立的两派，但
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同志。因此，我在兰考说了我对兰考两派的看法。我说，不
论是那一派要坚决打倒张钦礼，还是现在胜利掌了权的要坚决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周
化民，都是打不倒的，最后还是要团结在一起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条路线。我并且看
望了被隔离检查的周化民，对他说：相信群众相信党吧。实际上是表示他是打不倒的。我
的这次兰考之行，为我惹了大祸。我回到长影不久，兰考便把我在兰考的言行的揭发材料
转到了长影。说我在兰考支持走资派，反对焦裕禄。于是长影的一派就在军宣队的支持下
把我关进关进了牛棚。兰考成了我灾难的导火索。后来工人宣传队进驻了老大难的单位长
影。工宣队亲自到兰考调查我的“反焦裕禄，支持走资派的罪行”。是我的长诗《焦裕禄
之歌》救了我，兰考的朋友们如实地介绍我，并把他们保存的长诗交给工宣队师傅看，说
这首诗发表的稿费全部交给了兰考。这使工宣队师傅很感动。调查回来，我就被工宣队宣
布解放。我在兰考的事迹在全厂广播，我从“阶下囚”一夜变成“座上客”，做为群众代
表参加了长影整建领导小组，不久又调我到了省文艺组。
当然好景不长，在全国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后，我又再次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
再次受审查。这一查就是三年，让我差一点家破人亡。这是后话不提。
          三、关于《韩村前进曲》
  这是我在1966年2月与《改天换地录》前后一气写出来的一部长诗。这部本来可以在当时
发表的作品，却压在我的箱子底了。形势的发展是谁也没法估计到的。1966年5月《五一六
通知》发表，我参加的中央文化部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宣布“暂仃”让我们各回本单位
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哪还有心情改这部长诗呢？当时要发这部长诗的刊物，不久也宣布仃刊
了。
  时过近四十年，我整理我的长诗卷，想到了这首长诗。因为它曾是我用心血写出来的，
是我生命的一部份，虽没有公开发表，我也保存到我的文集里。今天我是写不出这样真情的
长诗来了。
  还有一部《风雨千里行》，今天我连整理的心情也没有了，就让它跟着时代的风雨消
失吧。
          四、《钻塔上的青春》的风风雨雨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二进宫”被审查是在1970年春天，那时，我刚得空结婚，登记的日子是
四月五日，正巧那是清明节，也是父亲的忌日。人们称这一天是鬼节。人说，我以后的不幸
源于我结婚登记的日子不吉祥；我登记后便去了兰考。
我和妻子到兰考去焦裕禄墓前留影，回来要洗照片，那兰考焦墓前的照片却是一片黑，竟一张
形象也没有留下。我的蜜月没有过完，我便因被疑为“516”分子而再次受审查了。直到1972
年底，我的问题搞清楚，没有在组织上加入“516反革命集团”而宣布解放。我自然不能回长影，
也不可能在省文化领导机关文艺组，便分配我到了吉林省文艺创作室，做一名诗歌编辑，编新
创刊的《吉林文艺》。
  感谢诗歌组的组长王玉海，他见我刚回来，需要了解吉林省下边的情况，便让我到了吉林省
的新油田七0油田生活半个月。我刚从被审查的境地来到沸腾的油田，正当着一口井发生了井喷，
我便立即投入了压井喷的战斗。当井喷压住，我才拿出介绍信来。而我和他们一样的满身泥浆，
便是最好的介绍了。他们为我和他们一同战斗的行动感动了。我立即和这儿的石油工人感情相
融。我了解到这儿有全国第一个女子钻井队，便深入到这个队里。我的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就
如同井喷一样喷发出来。我竟有如此激情，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两周后回到长春，我带回来了三天三夜写出的一部三千多行的长诗《钻塔上的青春》。
  我这部长诗写出来后，当即给女子钻井队的全体队员朗诵，受到了极其热烈地欢迎。她们的
劳动感动了我，是她们点燃了我的激情，而我用激情写出的长诗又感动了她们。钻井指挥部的
老石油工人曹师傅，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称赞我是他们自己的诗人。我回到省城，第一个找
的老师是我尊敬的老诗人张松如（公木）。他认真地听我把三千多行的长诗一气朗读完。老诗
人感动地流出了泪水。我称赞是一部好诗。这给了我信心。在经过近六年的挨整折磨写检查的
日子，我还能写诗吗？张老师说你能写出好诗，因为你有激情，没有因折磨而失去诗人的激情：
你是以生命为诗的，这是最可贵的诗人的品格。这位写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修改
《东方红》的老诗人是我最敬佩的最真诚的老师。他建议我把诗寄给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诗稿后，立即回信，他们要用，让我作一些修改。诗歌组组长张庚午和
编辑龙汉山亲自来吉林长春，并同我一起到油田再一次亲听石油工人的意见。
  我同张庚午一同回到北京。听取了出版社负责人诗人王致远的具体修改意见。我按着这些
具体意见。很快改完，就在正式发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在怀念韦君宜的文章《我珍藏起这朵白花》里记下了这段情况。
   “。。。本来说修改一遍很快发稿，谁知不断来新的精神，书稿距离不断更新的政治要求
越来越远。这时审稿人换成了韦君宜，我便到她的办公室诉说我的苦衷了。
   我一进门，她从山一样的书稿中抬起头来，问道：修改起来有困难吧？
   一句问话，就知她了解作者，我便把想说的话全倒出来了：按着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
修改还可以接受，可现在必须要写阶级斗争，非要在女钻工身边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不可，我可
一点办法没有了。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这样 的阶级敌人哪，这样离我原来的感受太远了。我也
江郎才尽了，韦老师，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韦老师苦笑了：我也没有好主意。其实，你这部长诗早发稿就好了，拖的时间越长越麻烦。
最近刚传达精神是大型的文艺作品，必须写有阶级敌人在内的阶级斗争，只写思想上的斗争就
不行了。我知道作者的难处，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这时，我把大诗人李季老师的意见端出来了。我说，我请李季老师看了我的诗的原稿，他
担心我越改越坏，他说不要从油田里硬找阶级敌人。。。
   听我说到这儿，韦老师有些激动：“我同意李季同志的意见。可你不这么改，出版社发不了
稿呀！你已经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发不出去也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呀。”
   我感受到了韦君宜老师的苦衷，只好苦思去编造“油田的阶级敌人”了。
   这一年多的修改过程，使我一直处在痛苦矛盾中：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部作品，如果
我想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此书的出版是个关键，出不来，也对不住那么多关注它的石油
工人；可是要想出来，就必须违背生活、违背良心地去在钻工身边编出个阶级敌人来，这能让
女钻工们认可吗？最后，为了它能出来，还是昧着良心，服从了“政治的需要”，硬在女钻工
身边加了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为了编园这个故事，韦君宜老师也帮我出了
 不少点子。编完后，便相视苦笑，说这样可以了，我们都长吧了一口气。
   经过两年的磨难，八遍修改，从原稿的三千行变成了五千多行，改到没有一点情绪后，这部
长诗《钻塔上的青春》在1975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纪念我和女钻工的友谊，我把第一次给女钻工和公木老师朗读的一稿附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长诗后边。
   《钻塔上的青春》第一次印数是二十万册。我没有得一分稿酬，只给了二百本书。
   当时，我家在经济上也处在最困难时期。我的小女儿出生后因过敏体质而多次住院抡救，造
成我精神、精力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是五十五元，妻子因病吃了劳保；小女儿
每月至少要抢救一二次，便要花掉我多一半的工资；每月都要借债才能度过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诗
歌组组长张庚午亲眼看到我的困难，要我带孩子到北京看病；并让我给出版社写申请补助。但这
要全体人员讨论吧，有一位左派编辑是讨论时的主持人，他说我家并不困难，理由是曾见我给小
女儿买过巧克力吃。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来可以给作者的补助，我一分也没有得到。对一个
刚刚当“反革命”得到解放的我来说，对给不给补助，我似乎很麻木，我是一个从死亡的地狱活
过来的人，一切物质要求都没有了。虽然不少编辑为我抱不平，我倒无所谓了。更倒霉的事还在
出版之后。
   《钻塔上的青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工作后的第一部写工人生活的长诗。吉林省对此自
然很重视。做为一个新成果，当时在文艺组的军代表要我拿出书来给上级领导做为汇报。我遵命
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寄书一册。文化部收到书后还回了一印好的回信上写：你寄于会泳部
长的书收到，向你表示谢意。后来清查于会泳时，查出了我的赠书。
 于是，我便又一次被追查“与四人帮的关系”了。虽然有军代表作证，但当时，在盼了十七年
之后第一次要调的工资却因此事而没有调成，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钻塔上的青春》曾使我骄傲，也给了我不幸！
            五、《黄河水，向东流》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我到北京改稿期间，曾义务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劳动。
一边劳动，我一边构思，想写这部歌颂毛主席的长诗。1977年此诗完稿。仍由吉林油田打印，
我除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还寄给了我的同学谢冕、叶廷芳、杨匡满等及一些诗人，请他们
提出修改意见。
  可以说，这部长诗代表了我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和真实感情。写此诗时，那场以“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内容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开始，我的思想还是多少年来
毛泽东思想教育已融化到血液中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接受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认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是正确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接受在农村仍旧要依靠土地改革时划成份时的贫下中农，他们是农村社会主义的拥
护者；
　四、对毛的迷信神化，接受了他是大救星思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了这部长诗。思想决定感情。有了以上的思想，对毛泽东大救
星的感情也是真实的。这首长诗也就成为我生命的一段历程，可以说它曾占有了我的大半生。
   这也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历程。这从我附录的同学对此诗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世界观对一个诗人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到证明。
   今天当我认识到真实的毛泽东之后，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了。
　黄河水，向东流，时代在前进，人的思想也在与时具进，当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
识之后，也正标志民族的新的觉醒。
           六、环环寻找金娃娃
   我的第一部长诗《钻塔上的青春》出版后，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反映。人们把我称为“石
油诗人”。于是不少出版社向我稿。先是由《诗刊》牵头，搞一个大合唱《石油战歌》，找来
了大庆的几个业余诗作者与我合作，而由我执笔写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著名诗人光
未然作我们的顾问。我很快写出了九章的歌词的初稿，经过讨论，略作修改，便通过了。请来
大曲家李焕之、吕远等来作曲；最后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和铁路文工团联合演出多场。这之后，
便是我写的童话诗〈环环在油田〉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后，被少儿组看中，让我再次来北京改稿。
  我的小女儿生下来多病，我去油田生活时，曾带着她，她在油田的生活，就是一部真实的童
话。我所写的其实就是孩子的生活。我到北京改此书稿，也就带上了多病的小女儿，我一边改
稿，一边给孩子治病。
  我带着孩子来改稿，这本身便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的难处得到了在此改稿的作家们的同情；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意见。一天，少儿组的负责人按着人们的意见对我提出把小女儿送走再来改
稿的要求，并说，如果不能办，那你的书稿便受影响了。我说，书稿能不能发出要看稿子的质
量，如何与我带孩子来有直接关系呢？我因此愤而离开；当时《儿童文学》的负责人，诗人马
振让我搬到了他们办刊的地方住下，以便把孩子的病看完。因为这场冲突，本来这部要出版的
童话诗便没有出版。
  我后来在写女儿成长的一部书《爸爸加妈妈等于什么》（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详细地写了
这次改入稿的遭遇。
  此事发生九年之后，那患病小女儿却成了中国最小的作家。她在高中时，已出版了七部作品，
十七岁便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年纪最小的会员，中国妇女出版社要出版她的散文集，我便把这部
童话诗改写成散文体童话，与女儿的《不想睡的绿丝带》同时出版。
           七、成长吧，桐林—焦裕禄之歌之三
　从1965年开始，我一直在思考关于焦裕禄的创作。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写电影剧本的计划中断，
中央文化部组织的创作组结束，
　我回到了长影。文革起，长影职工对党委的大字报提出原来不重视这个最重大的题材的问题，
强烈要求由长影自己搞焦裕禄电影；于是长影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我再回北京文化部，要
求搞焦裕禄电影事。1966年11月，我去文化部才知北京文艺界造反了，我根本找不到文化部的
领导了。这样我想脱开动乱的环境去写剧本的幻想破灭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想到的第一个创作便是《焦裕禄》。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找到我，
谈继续写电影剧本《焦衫禄》。我同意给北影写。北影做为重点选题上报文化部电影局。我们
没有想到，在此一个月前，四川　　电影制片厂已把同样的选题上报，并得到电影局的同意。
这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说来有趣，原来参预搞的长影、北影和珠江三个厂都没有搞，
最终由在那个有名的摘桃子的山，把这个大桃摘到手了，由此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我不能搞电影了，便想专心把长诗重写出来，以呼唤焦裕禄精神的回归。
　这部长诗仍是通过一个大学生的故事写焦裕禄。写出这一部独立成章的长诗，即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们认真地看了诗稿，认为是够他们的出版水平的。但是现在谁还看焦裕禄呢？考虑书的读
者，怕没有市场，便只能退给我了。后来，中央领导人想发扬焦裕禄精神，便纷纷题词要全国
干部学习焦的精神，做人民的公仆；我似乎感到在这种形势下，我写焦的长诗又可以拿出来了。
于是把长诗分章由几家杂志发出，把全诗交给了文化艺术出版社。他们审定，要出版了。我不由
得兴奋起来。在1991年7月1日的《北京晚报》发文《焦裕禄的复活》；我把这部诗的出版，视为
一种精神的复活。
　我对形势未免太乐观了。几个月之后，出版社通知我：此长诗不能出版了，因为新华书店的订
数不到二千册，不能开机。这部长诗还是没有出版。
　2001年，在纪念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时，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这部长诗在内的写焦裕禄
的诗，定名《党魂＿焦裕禄之歌》，这部诗集经过我本人的努力，印数五千册，总算完成了与读
者见面的心愿。
　这部诗的生生死死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八、兰考奇梦
　　1980年，我应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特邀再次回到兰考。这是为了一个任务而来：新华社
记者写的世界著名的大通讯《焦裕禄》中，树了一个亲密战友张钦礼；而此时张钦礼因煽动打
砸抡、迫害干部和群众等罪而被开除党籍被判十三年徒刑；而到此时新华社记者写的《焦裕禄》
重新出版时，并没有把张钦礼说的谎言修改，只是把张的名字改为一个副书记，那虚假的情节没
有动，这自然引起兰考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兰考县委组成专门调查组对大通讯失真情节进行调查，
以向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写正式报告。
　在这种背景下，我写了兰考奇梦，通过在梦中与老焦的见面，指出大通讯的失真。
　这首诗写出后，曾在兰考电台朗诵。受到群众的欢迎，自然也引起当时与张钦礼一起造反的
同志的不满。对张钦礼这个人物的评价到今天仍然存在争议。我认为张钦礼是一个悲剧人物，这
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种制度的悲剧，一个历史的悲剧。
　我把这些写过的诗收在文集里，只是为了纪念我的生命的思考。
  旧的生命细胞每时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地死去，同时，不断地生出新的细胞。这些诗曾是我生命
的历史，但他和当时的生命细胞一样，早已死亡；这些诗也便是死去的生命的历史，故我总名
称《生命史诗》。
　　　　　　　　　　　　　　　　　2005年7月于北京凤凰园，耕耘斋

【作者: sltao】【访问统计:】【2005年07月11日 星期一 10:38】【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