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作者商榷
感谢《一次令日军震撼却被国人遗忘的战役——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作者记下了抗日战争中这段被人为淡化因而被国人忽略了的历史，但作者对某些史事的判断却让我不敢苟同。
过去，许多史家在书写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共同的思维定式，即：蒋介石（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即使“抗”一下也是假的，暗地里却在搞妥协投降；他总是叫杂牌军去抵挡日本人，一是让嫡系部队中央军躲在后方保存实力以备将来对付共产党，二是借日本人之手消灭这些跟他闹独立的地方军。
这种定式思维，主宰了几十年的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直到近年来，尤其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年，才有了相当的改变。
遗憾的是，就在许多史家开始还历史以真实的现在，意在告诉人们那段历史真相的作者仍然沿袭着这种定式思维。
作者这样来解释这段历史被淡化被遗忘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也许是桂林保卫战的广西桂系守军是在拒绝执行国民政府要求撤退保存实力的情况下战斗，也许蒋介石的内心也想让颇具战斗力的广西桂军与日本人拼得越凶越好，也许………………等等”。
抛开囿于意识形态而扭曲历史的原因不说，对于严肃的历史问题怎能用莫衷一是的“也许”、“也许”来主观臆测？！
这种臆测是怎样的不合逻辑！ 如果蒋介石真“想让颇具战斗力的广西桂军与日本人拼得越凶越好”，以至于被消灭的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什么又要求桂系守军撤出桂林不跟日本人拼个精光呢？
作者又说：“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开始的意思是要全部放弃桂林、柳州一线，但是后来白崇僖又要求坚守桂林，为日后反攻争取赢得时间，所以在1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桂林守军只有……总兵力不到2万人……但国民政府竟然要求这些部队坚守三个月来为日后反攻赢得时间。”
这里又出现了逻辑上的错乱：“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决策是错误的，是桂系军人白崇僖纠正了这个错误，但白崇僖不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吗？他要求军队坚守桂林，是代表他本人（或者桂系军队）呢，还是代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作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和桂林行营主任，他当然代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此，要求总兵力不到2万人的守军坚守三个月，即使“令人费解”也是国民政府及作为国民政府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和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竟然要求这些部队坚守三个月来为日后反攻赢得时间 ”的“国民政府”的问题，实际上，桂林保卫战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它极大的重创了日军，阻遏了日军打通大陸交通線使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連通的企图，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又说：“由于没有达到“坚守三个月”的目标，由于本来国民政府就没想过要守桂林，由于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甚至可能由于国军想牺牲桂林守军来换取反攻时间，等等疑问。这场令日本人震撼的战役却不为众多国人所知，国民政府仅有的嘉奖就是把已经阵亡的桂林守军指挥官、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提升为中将，仅此而已。”
作者对这场战役“不为众多国人所知”的原因的解释同样是莫衷一是的臆测，至于“国民政府仅有的嘉奖就是把已经阵亡（应是杀身殉国）的桂林守军指挥官、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提升为中将，仅此而已”的断言也不合历史的事实。
桂林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即通令嘉奖全体参战将士并追悼为国捐躯将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更在桂林保卫战的重要战场七星岩（今桂林七星岩公园内）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蒋介石的亲笔题字——在下游览桂林山水时曾有幸亲临瞻仰。
最后，我对作者证明桂林战役重要性的方法也不能苟同。作者说：“如果去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不少日本老兵，就会发现这些老兵很多都一致认为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这纯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天方夜谈似的假设：作者实际去问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了吗？问过了多少老兵？他们都一致这样认为？
五柳村2005/11/2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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