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华是我在农场里见到的第一个死人, 应该说他不是直接饿死的，他是被雷电击毙的。那几天连日下雨不出工,难得的清闲。食堂根据＂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最高指示, 那几天的糊糊汤特别稀, 一个个饿得直叫, 都在想都在想尽办法填肚子。陈卫华卖掉最后一件可卖的床单，换来了几斤小麦，用石片磨磨压压，就成了连麸捣，现在叫皇室麦片了。那晚他吃完最后一块饼，一道强光闪过后，一声炸雷，房屋在大雨中烧着了。他宿舍里8个人，就他一个人死了，我去抢救的，身上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只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死相安祥，和他平日一样。
死后未见家属来，也许未通知，是软埋的。软埋这个词很不好，在我们家乡，只有人人怨恨的泼皮无赖才软埋。就是叫花子死了，也有人捐点钱，给他凑四块板的。所谓软埋，就是用几张芦席裹裹，挖个坑埋掉算了。陈卫华个大，芦席裹不严，两只脚还在外面，大陈是一等壮汉，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背后都说不该软埋的。
60年代大饥荒时，右派的难友们，靠场里食堂每天几两稀糊是不行的，除了家里有点接济的人除外，基本上靠“偷”自己种的山芋得以维生。那个叫杨家冲的作业区主任姓董，是个懂点道理的人，那里的难友日子就好过一点；我们这个赵家岗的作业区主任姓赵，是个十分凶残的人，心肠歹毒不算，手段也凶。他防人偷吃山芋有绝招，就是验大便，他种田出身，内行，知道吃生山芋拉什么样屎，熟山芋、山芋糊又拉什么样屎。他每天到各个队的厕所转悠，看到拉的屎不对，能把全队的人骂个狗血喷头。难友们也有办法，知道自己肚里货不对路时，就跑远一点的地方拉，拉过后用脚踢几脚土盖上，像灵巧的波斯猫一样。不过一定不能被发现了，因为吃家饭屙野屎的罪名更重，好在那时大便不太臭，不易发现。
姓赵的坑人最毒的绝招是抗旱，赵家岗全是山丘荒坡，三天不下雨就得抗旱。他备的水桶是特大的，我们称过，两桶水足足有152斤，一担水从岗底水塘挑到岗顶上，常常要换三四个人，肩上换挑子，要体力还要技巧，一不小心不是摔坏了水桶就是闪了腰，两件事都不得了，所以一般只敢舀半担多一点的水，就那也有百把斤。
常常是每天下午4、5点钟，难友们最累最饿的时候，姓赵的出场了，他可真是身先士卒，捋起裤脚到水塘里，他来舀水，一对大水桶，他双手一按到底，肩膀一挺，满满荡荡的一担水就起来了，他臂大腰圆，吃的饱睡得足，又只舀不挑，这时接第一担水的人就苦了，要当他的面把一百伍十多斤的水挑起来，踩着滑溜溜的塘泥，一直挑到塘埂上，再不歇肩的传给第二人，这活特重特危险，全作业区只有陈卫华和周策两名壮汉能挑下来。
开始时大陈自恃力大，常常挑上塘埂后还多挑一段路，那挑第二肩的人就省力多了。有什么打桩上房这类重活，也大都是他挑头，所以人缘很好。
我那时虽然头上也戴着右派帽子，但还在当医生，先在总场卫生所，还是以医生为主，以后说我太关照右派了，就第二次发配到赵家岗来了，医务事不多，要经常参加劳动。如遇到大陈，对我总是很关照。他常说一个人在世上只能干一样事，让你们当医生的种田，不是活受罪吗，我手脚勤一点，你一天的活就有了；还对我说你还年轻，千万不能把身子拖垮了，日子还长着哩。能吃饱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的，觉得和在家干活也差不多。
大陈对我说他本是个小学未读完的农民，因为当地供销社要在山里设一个点，点上不通公路，全靠人挑，大陈个大力大，就被选中了。大陈说他这一生吃亏就吃在大肚汉上，定量不够吃，路上饿了，就顺手吃货担里的糕点，为此挨过几次批斗，他也未在意。以后点上通了公路，大陈成了多余的人。本来再下放回家也没事了，偏偏赶上反右派深入开展，每个单位都有了任务，供销社的一位主任说，反正大陈留下来也没用了，给他戴个右派帽子送走算了。大陈是工人，按政策工人是不能划右派的，不过我们安徽省那位姓曾的头儿搞左的一套特有办法，另设了一个叫反社会主义的新帽子，就给大陈戴上了，还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同等待遇。大陈问我右派有什么待遇？我笑着说有，有！批斗、降级、开除、劳改，你要哪样？大陈憨憨地笑了。
随着劳动强度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姓赵的为了邀功请赏，谎报产量，队里生产的粮食几乎全调走了。这正是60年底，这个作业区和全国一样正忍受着大饥馑的煎熬，姓赵的又管得特别紧，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很多难友已患上了饥饿性浮肿。大陈食量大更难熬，他有时到我这间卫生站来，我们只能弄一点菜根菜叶填填肚子。我曾问他，反右派是反知识分子的,你一个农民出身的工人，搞到你头上亏不亏冤不冤？他说什么亏呀冤的，他本来就知道干活吃饭，只要有活干有饭吃那怕是半饱也行，说着说着他低声告诉我，你别看这里这么苦和累，比起他们家乡来还要好些，他们家乡无为县农村已经饿死许多人了，像他这样的大肚汉，要是在家乡也许早就饿死了；不过这姓赵的也太狠了，他是种田好把式，他应该知道，今年这么好的收成，怎会吃不饱呢？山芋好藏得很，又不像稻子不能见潮气，多挖几个洞，有多少山芋藏不了？现在才是冬天就没粮食吃了，明年春荒咋办？青黄不接时咋办？人都饿得不能动了，谁给你干活呢？
大陈这些话是40多年前对我说的，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大道理，是最朴实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真理。作为一个农民，他说的是最实际的事，这个简单的道理可以立是任何人都懂得的常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台上的领导不敢直说呢？难道你们的乌纱帽，真的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更重要吗？
大陈所说的农村情况是实情，60年非正常死亡，安徽是重中之重。据《戴厚英随笔》一书披露的材料，安徽总共饿死了五百万人，其中无为县仅在册的就饿死了二十四万人，宣城县饿死了十七万人。听说是小平同志和董老亲自蹲点才揭开盖子的。值得深思的是，当时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被免了职，但过后不久无为那位姚书记当上了一家大造船厂的头头，宣城的田书记当上了一个市的付书记。
大陈担心的事，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姓赵的越管越紧，口粮越来越少，难友们奄奄待毙。大陈开始卖东西换吃的，最后一件可卖的东西卖掉后，他死了。大陈是个朴实的人，本该朴朴实实而去的，未想到死的那么惊天动地，那是我平生见到的最闪亮的一道闪电、听到的最响的一声炸雷，死后又被软埋了，真是天道不公，地道也不公。
大陈死后不久，另一位叫周志艮的难友，只因为“偷”吃了地里的自己种的山芋，被姓赵的发现了，连日开全作业区大会批斗，姓赵的对他拳打脚踢，小周当场就被斗死了。人都死了，姓赵的还补上一脚，还说他装死。一个右派的死去，就像死了一只蚂蚁，从作业区到总场，没有谁当一回事。
大陈小周先后惨死，姓赵的不但不收敛，而且变本加厉，拼命封锁言论，不准议论。他在大会上恶声恶气地说，闲了你们就会说牢骚怪话，非叫你们一个个天天累得不能动了，看你们谁还敢再说怪话！
这时难友们真正的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了，第二张也倒下了，那下一张，下下一张会是谁？未想到那黑色的沉重的死亡多米诺骨牌紧接着就向我猛扑过来：又是一个急风暴雨之夜，又是一声天崩地裂似的炸雷响声之后，我卧室的后墙轰然一声倒了，不是坍塌，而是整方墙向内直扑我的床，后窗的窗框正沿着我的帐门砸下来，一阵灰雾蒙头盖脸而来。当时我还算清醒，掀起帐子另一边，飞快地跑到屋外大雨中去，就在我跑出的那一刹那间，后窗顶上那一排厚厚的干打垒土块，哗啦一声砸下来了，把后窗的玻璃和窗框都砸的粉碎，我若不是跑得快，就正好砸在我的头上身上，非死即残，那我也要被软埋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想想还十分后怕，人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眨眼的功夫就会死的，那年我才23岁啊！
惊魂甫定之后，我写过一首小诗，哪里能称得上是诗，只是几句大白话，但却是我真实的心灵写照，诗名就叫《死亡》：
死亡，就像从这一间房
搬到另一间房
这间房里有太阳光
阳光太烈，禾苗枯了
150斤重水桶抗旱
一等的汉子腿肚也打颤
那间房里没有阳光
只有永久的冰冷和黑暗
我害怕这间房里强烈的阳光
也害怕那间房里的冰冷与黑暗
这间房里有食堂
食堂里只有糊糊汤
一吸一道沟，一吹三条浪
喝一肚子还饿的慌
那间房里没有食堂
六面是泥土，身下是泥浆
我不要这间房里的糊糊汤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泥浆
这间房里声音太响
叮叮当当吵吵嚷嚷
批判会连着批斗会
无处躲无处藏
那间房里死一样寂静
只有蛐蛐儿低声吟唱
我厌恶这间房里吵吵嚷嚷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蛐蛐低唱
这首小诗写好后从未示人，那时要拿出来，就凭害怕阳光这一句，就要坐牢。四十多年过去了，写诗的激情早已没有了，就任它这样吧。
我这一难逃过去了，那么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又会砸向谁呢？天才的预言家也不会想到，死的第三个人竟会是姓赵的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这个农场死的，猜想死的一定很惨。
当时全国形势虽说都很严峻，具体到这个作业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继续听任姓赵的胡作非为，我们全作业区一百多口人还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大陈小周同样下场，不过我们能搬得动他吗？未想到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姓赵的胡作非为，终于也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他不仅盘剥我们难友，大把大把贪污作业区的钱物，居然霸占民女，并迫害民女之夫，最后东窗事发，一付手铐铐走了他的升官发财梦。他和大陈一样个大饭量大，听说到劳改农场不久就饿死了，妻子改嫁了，孩子也送了人。
姓赵的被逮走后，来了个姓徐的主任，要开明一些，以后总的形势也好转了，直到农场解散。
反右斗争过去40多年了，大陈小周姓赵的也死去40多年了，比起55万错划右派和60年大饥馑饿死的人，这几位普通人的死，似乎不值得再谈。但我总觉得这里有些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分析探讨一下。
大陈和姓赵的本来就是地道的农民，而且都是一等的农业好手，是真正强壮的庄稼汉，都才三十来岁正值盛年，本来应该在农业方面一显身手的，他们怎么会死于反右呢？那本来是与他们不搭界的事嘛 ，是一次偶然现象吗，还有没有什么必然性？比如从本质上看，大陈朴实，姓赵的奸诈；大陈恪守本分，姓赵的想入非非，想升官发财——不过这种差别，人群中也比比皆是，不至于死于非命呀！
我看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都错了位，大陈错在和右派享受同等待遇，不是他的事，他只是反右斗争深入持久必然会有的众多牺牲品之一；姓赵的当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他没有这个机会, 或者有了机会, 他能头脑清醒一点, 或是能受到一些约束, 使他不能任意作恶, 那他总还不至于家破人亡吧！
2001/8/1二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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