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影和我都是一所改造右派农场里最年轻的右派。1958年补划右派时，都刚21岁。21年后，1979年一起获得改正。当时他说：冤枉当了21年右派，不想别的补偿，我只想再活21年，那也可以见见下个世纪是什么样子了。那年他四十岁多一点，这该不是奢求，也不过说说而已，反映一点无可奈何的意绪。
可惜他这一点基本愿望也未能实现。1996年他病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终。
他要是活到现在，也就是个普通的退休干部吧，和千千万万个退休者一样。
也许他可以是一个有些建树的人。
划张景影右派是一场残酷的儿戏。他生长在徽州农村，那是个学风很盛的地方。他自幼酷爱读书，可惜家境贫寒，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到地委机关当一名打字员。他平日话不多，一个人住在三平米的小阁楼上，没事很少下楼，机关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打字员。突然有一天小张在全地委机关出名了。原来这一年（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省招收五名学员，公开报考。这可是名校名系啊，出来就是新华社等中央机关的大记者了，那可是无冕之王呀！机关里很多年轻人围着这张报纸议论不休，都在叹息数字太少，几千万人口的大省才五名！要不然……突然一个人们不能接受也未能想到的事实发生了，二十岁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小小打字员张景影以同等学历身分报名了。这下机关里可热闹了，说啥的都有，无外乎冷嘲热讽，什么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见到小张免不了挖苦几句什么大记者下凡有何公干之类的。人们就这个德性，他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张景影对这些都一笑置之，工作之余躲在那蒸笼似的小阁楼上挥汗如雨彻夜苦读。终于天道酬勤，他考取了，而且高居全省第二名。这下子冷嘲的热讽的人一齐哑口了。小张本来就内向，接到通知书尽管内心很激动，表面仍很平静，再说还有一个多月大学就要开学了，要做的事很多，根本顾不上别人的议论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灿烂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二十岁的孩子有点踌躇满志了。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政治气候更是说变就变。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来他一个打字员，只能算勤杂人员，完全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会议。要不是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平常的时候这种关系到所谓国家大事的会议，他是没资格与会的，更没资格发言了，发言了也是人微言轻没人听。现在不同了，即将是名牌大学大学生了，要远走高飞了，还能不发表一番高论，让人们领略一下未来名人的风采。张景影也许是经受不住好事者的窜掇，也许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一点表现欲，也可能他感到机关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他鸣放了，而且真的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他直接批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们，说我们的书记是舞台书记，我们的专员是剧场专员。那意思是说书记专员们有官僚主义，平日见不到，只有到舞台剧场做报告时才能见到，仅此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日作个玩笑开一下也没什么嘛。领导不是人民的公仆吗，主人开仆人一句玩笑有什么了不起，不顺耳了，触犯了龙颜了？对！就是犯了龙颜！冒犯了最高领导了吗？不！小民们那有这个胆量！想也未想过的事。那龙颜是什么？就是顶头上司！在曾希圣的王国里，顶头上司就有不可冒犯之龙威。因为反右时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条是反对所谓农业“三改”，一条就是反对本单位领导。可以想见各单位大大小小头儿有了反单位领导就是右派这柄上方宝剑，机关政治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需细说吗。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安徽青年右派占全国之冠，不会是空穴来风。
书归正传，再说说那个倒霉蛋张景影就因为这屁大的事，把锦绣前程给毁了。划了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划他右派的地委杨书记，那年已有四十大几了，孩子可能也和小张差不多岁数吧。如果是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事，你能不教而诛，一巴掌把他打死？孔老夫子还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哩，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襟怀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到农场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杨书记果然是心狠手辣，仅我们那一个农场就关过近1500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皖南地区这样的农场还有多处，都是杨书记的战利品。杨书记政绩斐然，不久就升到省里做官去了。
到农场后我们很快就相识了，惺惺相惜嘛。认识小张有点传奇性：一次总场集会，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小青年手上握着一本旧书，读得正起劲，我上前一看他正读着唐·吉诃德战风车那一段，怪不得这么全神贯注旁若无人哩。凭直觉我上前一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张景影！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右派医生茆家升！就这样我们结识了。从此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直到文革前。
在农场时我们共同经历了无休止的批判训斥，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大限临头似的大饥馑。说是少年识尽了愁滋味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都是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那时虽说他在生产队我在卫生所，依然经常在一起。一是想方设法弄吃的，再就是说一些读书的事了。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郎当岁，还未到心死的时候，总对未来还有些幻想，也算是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吧，总比一个人向隅而泣好。在那种非常时期有这种友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也十分珍惜它。记得他只给我一个人看了他试写的部分小说初稿，看的出他有很好的文学悟性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驾驭文字的功力也很强。最难得的是他心灵深处有一股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总盼望着有一天……
这一天也曾海市唇楼一样出现过，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极左思潮有一点收敛。农场解散了，我和小张等人回到了芜湖。一度我和小张同住一个小阁楼上，真正是耳鬓厮磨了。那是我们陷入反右泥淖，吃尽千辛万苦之后，难得的一段平静时期。那时正忙着两件大事：一是对我们反右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有什么好甄别的呢，不就是那么几句听起来不顺耳的话吗，四年劳役九死一生，还不够吗？所以农场回来的人，几乎都很快的做出了平反结论，只等批复了。第二件大事是时不我待，尽快把荒废了的学业补上来，工作之余小张和我及其他几位摘帽右派，奋发努力，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一切从头开始。从此我们又多了一层同学之谊，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二十多岁的老童生也像莘莘学子一样孜孜以求。小张又拿起了笔，记得他有一首写采茶姑娘的诗，里面有一句意象很美：“半个笑脸绿中藏”。我们戏称他为绿中藏歌者。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赠他：“第一次相见/就成了知己。四年风高浪险/更亲如兄弟。我饥肠辘辘/你搜出最后一粒米。你饿病奄奄/我弄来‘状元红’为你治病疗饥。我们在窒息中呼唤清风/在混沌中等待朝暾升起。……‘黄河若不断/白首常相忆’”。（所谓状元红乃民间对红糖煮黄豆的昵称）
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幻景很快成为泡影。最高指示下达了，右派平反戛然而止，我们再一次坠入深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接踵而来，我们都在滔天巨浪里苦苦挣扎。本来张景影是我们这群难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一直受大家的呵护。这些生死与共的难友，也曾是他生命所依。天大的苦难压下来，只要我们大家还能记住门口塘农场苦难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依然相互支撑，我们还是能活下来的，那怕是苟延残喘。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很小很小自慰和互相慰藉的小天地里，一齐厮守着等待海清河晏这一天。
再也未能想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张景影首先叛离出去了。他伙同另一位姓方的难友，突然对一起患难与共的难友们发起攻击。这在当时几乎是爆炸性事件。那时我们这批农场回来的难友为数很多，分散在地直财贸系统各单位，因为素质好能力强，又想表现一番争取解决历史问题，所以在各单位大都受重用。要不是张方二人跳出来自相戕害，是可以平安过一段日子的。这下子好了，各单位都有活靶子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张方这么一跳，也正中运动领导者下怀，推波助澜，斗争之火越烧越旺。既保住了自己又取得了辉煌战果。头头们笑了，向地委写了一分总结报告，说了他们是如何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把他们—网打尽的。听说地委正准备批转这分报告向各地介绍经验哩，可是运动又有了新布署，斗走资派了，我们这些人又被放到一边去了。那分什么报告也真是无聊透顶，什么叫一网打尽？不是早已尽入彀中，什么地富反坏右，我们不是全坠落到连盗贼都不如的境地了吗，只为了那几句所谓错话，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埋骨荒山了，还不够吗？再扫一遍又能扫出什么新花样？不就是反右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吗？要说这些人发过牢骚乃至要翻案，可说对了。受了这么大冤曲，还不能背后发发牢骚吗？要翻冤案的人，是对生活依然有信心的人，是对党和政府还是无限信任的人，有什么不好！
张方合谋在地直财贸系统演出这场闹剧时，我已经调到地区医院。乍一听说是小张挑起这个事端，而且攻击矛头主要是我时，我心情极其复杂，长时期理不清那繁杂的思绪。这是怎么啦？这就是那个早年受尽迫害的小张？就是那个勤学苦读文学悟性很好的小张？就是那个与我朝夕相处我曾赠诗的小张？就是那个在困境中我们相互支撑依然壮心不已的小张？我茫然了，不知如何面对这严峻的事实。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反复告诫自己，不问压力多大，不问处境如何险恶，决不写任何一位难友一张大字报，包括张方二人的。否则只能互相伤害和被人利用，也决保不了自己。当时急想知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那一批难友们都咋样了，二是我非常想知道小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背景，受什么人唆使，仅仅因为保全自己吗？因为当时人人自危，早已互不来往。不过不久这两件事都搞清楚了，一是大难当头，除了张方二人，大家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再没人干那种蠢事。至于小张为何出此下策，确也是运动的牺牲品。原来早在他参加四清时，把一位难友的母亲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这位难友，可是这位难友却把这封信交给了她所在的单位领导。为此小张挨了批，算是立场问题，他已经害怕了。文革一开始他出差到合肥，看到省里正万炮齐轰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可把他吓坏了。他原想昧着良心孤注一掷保自己过关，未想到弄了个众叛亲离，被难友们遗弃的下场。
我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曾认真想过,承认运动可以扭曲人的灵魂，大限临头时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大有人在。可我们是已经经过了生与死考验的呀，彼此应该是很了解的，再说我们不是已经落入社会最底层了吗，还要互相践踏，不是自寻绝路吗？小张呀小张，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究竟是一时鬼迷心窍，还是本性如此，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小张从此再也不是我们这个难友圈子里受呵护的小弟弟了。不过也没人报复他，只是把他忘记了。他大概也觉得活的无趣，文革后期请求调回原籍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过他托人带来的一斤黄山新茶，没有信，只在包裹外有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清香的黄山茶，我只喝出苦涩，别的无话可说。
张某1996年死于结核性胸膜炎，一种不该致死的疾病。也有人说他是忧郁而终。临终前他有一封长信给那位方某，方某给我们看了。他在信上说愧对大家，信上列了一长串的名字，第一个是我。我看信后心灵上还是受到重重一击，面对他的伤逝我依然悲痛莫名，这一切究竟是谁之罪，谁残害了他的青春，谁给他百般凌辱，谁摧毁了他本是一颗单纯的心灵？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反右派，张景影早已读完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一位资深的记者了。也许是个有成就的作家。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心灵摧残这一幕，以他的文学悟性和刻苦追求精神，也许也加入了右派改正后的作家群体，如果……也许……
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这三个21年我算是活满了，回首六十多年漫漫人生路，我想到些什么呢？近日套用辛弃疾的《采桑子》填了一首词，算是挽张景影也是自挽吧：
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而今何处诉秋心，天荒地老，恩怨皆忘，无诗无梦也无愁
2001年6月27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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