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历史反思)

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总支书记谈话，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也找我，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提意见。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确实有意见，而且认为这意见很重要。
　　就拿陆平来说，我认为他有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情况，下达指示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上级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很少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
　　我认为他还有宗派主义。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正常的组织机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是从铁道部调来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是陆平的"亲信"。这使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陆平对党外人士也有宗派主义。例如，副校长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得不到尊重，没有实权，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陆平对各系的党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信任不足，党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种风气。
　　我还提了一些"左"的意见，比如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而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张磐石把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经中宣部汇报给中央书记处，听说在报告中引用了我的话，作为重要论据。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工作的重视。这样，经过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组织工作队进驻北大，成员都是各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准备从北大取得社教运动经验，然后推向全国各高校。
　　1964年10月，工作队进学校以后，往各系都派了人，大规模地发动党员，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是重点，张磐石亲自抓。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有拥护陆平和校党委的，也有对陆平等人持批评态度的，仍然是以系里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分歧为焦点。工作队把党员教师和干部找来开会。一开会，两派意见就都提出来了，算起了前一任党总支改选问题的旧账，自然就涉及到陆平的用人原则什么的。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听取群众意见.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和陆平无冤无仇，说起来,我还是通过哥哥聂真找到陆平调来北大的,先后安排我担任了经济和哲学两个重要系的领导工作,陆平对我个人确实很好。我本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改进工作。事情搞起来了，火药味很浓，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
　　正在这时，彭真知道了这些事情。1965年6月下旬（时间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彭真召开一个党员干部会议，当时彭真讲了好多话，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因此，张磐石受到批评和处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接替张磐石担任工作队长，队员则以放暑假的名义离开北大。工作队撤走以前，找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问：工作队为什么要走？他们说，因为彭真讲话了，彭真要我们走。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几天以后，积极分子被抽调了一部分，在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名义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学校工作"。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还说：要刺刀见红。可见当时的空气多么紧张了。
　　会议期间，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被隔离，由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的房间里，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被监视了。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主持会议的是许立群。国际饭店离北京市委很近，便于他们掌握会议情况。彭真在小楼里指挥，市委书记刘仁等人都到会了。结果呢，会议开得时间越长，不同意见就越对立，两边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说来说去，暑假都过去了，连招生工作都受到影响，北大那年少招了几百人。
　　到了10月份，经过考虑，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是托田家英转的。信上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工作队动员的，即使有错，也是难免的，不应该受到追究。这些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社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我写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反响。
　　那时候我真傻。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又怕中央把信转到北京市委，彭真他们再说我越级上告，给我增加罪名，就把这封信抄写了一份，送到北京市委的收发室，要求交给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实，大人物要整小人物，还讲什么把柄不把柄，后来的遭遇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校党委决定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也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我们这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都是准备放下去就不收回来的，听说是学校不要我们了。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被分配到怀柔县去搞"四清"。

     曹轶欧进入北大

     1966年初，曹轶欧带着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张恩慈本来是哲学系的教师，刚调出去不久，现在又跟着曹回到北大。
     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我去怀柔看地方之前的某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去见她。她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我说，现在让我去参加"四清"，我就执行党委决定，下乡去就是了。曹轶欧说，那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说，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后党委怎么个说法。我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是动我给学校和陆平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得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残酷斗争，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我这样消极，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晴天霹雳般的《"五一六"通知》

     我正准备到怀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学校党委5月19日晚传达文件，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消息。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同时传达的，还有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和"反党集团"的定性。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仍然危机四伏，而且，进行反党反毛主席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我想，中央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吗？矛头不也是对准走资派的吗？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是受批判的，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采取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因此，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得了。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系里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本来是要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听了表示赞成。因为以前我已经给毛刘写过报告，还是请田家英直接转交的，结果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能让校内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写信管用。
因为我们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李雪峰是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可他还是华北局第一书记，他的办公地点在华北局还是在北京市委？到哪里去找他呢。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
     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我们，在西颐宾馆的客房接见我和杨克明，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拐角的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也在场）。曹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不知道行不行。她说，《"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而且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剑豸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人一起讨论，宋一秀改了第二稿，这已经是5月24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前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就行了"。5月25日一早，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在后边加了一段话和三个口号，就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住在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
抄完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由别人代签的，这是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午休过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或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既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的。近些年的报刊上，这一类不负责任的捏造太多了，但由于处境不利，我却无法为自己进行公开辩护。
我们的大字报，完全是在《"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年报纸电台和中央文件一贯使用的一些字句和概念，是特定时代的火药味十足的、杀气腾腾的语言。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结合了北大的实际，把陆平、彭佩云和他们的上级宋硕关于如何领导运动、控制局面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当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了毛泽东进一步从基层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下怀，对后来的形势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给陆平、彭佩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
     其实，大字报问世不久，就有人指责我发起写这张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投机"，这真是无稽之谈。我提议写它的时候，怎能料到它会得到毛泽东那么高的评价，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尽管这件事大错特错，但它与"投机"无缘。
还应当补充的是，为什么要赶在5月25日中午把大字报贴出去，这里有一个"斗争技巧"问题。当天下午，校党委原定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三家村"。我们觉得，这是他们为掩盖前一阶段的"假批判、真包庇"，试图化被动为主动，因此，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以实现，我们就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及时"揭露"。这完全是当时的想法。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的大字报在北大掀起了轩然大波。事情非常巧合，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党反革命大字报；当然也有赞成的，自然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人越来越多。高云鹏还受到了围攻和推打。
当晚，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面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什么态度？中央会有什么态度？请他帮我们请示。张恩慈在电话上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着急，请示以后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紧跟着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红色电波传喜讯"。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几天来这张大字报引发的是是非非给我心头造成的压力，一扫而光。而且，党中央对大字报评价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非常兴奋。
那时候，我哪里想得到，这是一场民族大动乱的开端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判决的要点

     1、按照江青的授意，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活动。
     2、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亲笔写信给聂元梓，要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北京大"揪叛徒兵团"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
     3、在得知戚本禹诬陷"朱是反毛的"讲话之后，即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对朱德委员长进行诬陷。
     4、伙同孙蓬一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
     5、在篡夺北京大学领导权期间，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二百余人被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6、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反革命小集团"冤案。
法院认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法院据此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往事》编者的话：聂元梓已是八十三岁的老媪了。她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十四岁参加革命工作，十九岁去延安。文革中，她因钦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名扬四海，也因这张大字报而罹祸殃。文革结束近三十年了，然而，文革的阴影在她身上仍挥之不去。她的荣辱欢悲始终和毛泽东有不解之结，包括文革后期她失宠于毛泽东。
　　读聂元梓的这篇文章，想起陆游《钗头凤》的慨叹：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是在这种体制下，历史的荒唐捉弄出来的"错错错"。
　　错之一：聂元梓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两次婚姻都是嫁给革命干部，按说她应该属于建国后形成的干部阶层。如果没有这张大字报，如果这张大字报没获"圣眷"，她应该是"走资派"而不是"造反派"。
　　错之二：文章里提到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聂元梓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正是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北大著名右派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的地方。有议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可以设想：如果事发在五七年，她肯定被打成"右派"而不是被推为"左派"。
　　错之三：聂元梓很在乎"组织原则"。但她似乎没有明白，所谓"组织"就是执政体制的"层级结构"的金字塔，而处于顶端的领袖，可以是"非组织原则"主义者。当聂元梓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请示了曹轶欧之后写了大字报，自以为遵守了"组织原则"，却不知不遵守"组织原则"的就是"组织"。
　　聂元梓笔下的"社教运动"让我们想起"反右"运动中著名的三段式：动员—鸣放—整肃。文革更是它的发展和极致。一部党的"路线斗争史"似可以归结为整人—挨整—整人—挨整......的连续过程。结果是，无人不挨整，无人不整人。夏衍先生诗云：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乃"整人文化"之活形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整人文化"在全社会的扩散而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在"东风恶"、"欢情薄"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岂不"错错错"！
　　令人不解的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空洞无物，只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激励下一味"上纲"而已，怎么就被钦定为"马列主义大字报"？聂本人今天也莫名所以。
　　聂等人的大字报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内容。它振臂一呼，在响应《通知》对"走资派"宣战的同时，发泄出压抑已久的对"社教运动"后期挨整的不满，也包含着对日益固化的社会机制的不满和新的企盼。这种不满是带有一定社会性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种情绪，更利用了这种情绪，用以"发动群众"点燃"文化革命"之火，于是，这张大字报于风云际会中应运而生了。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想"运动群众"，那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代表了"群众运动"的兴起。结果是"群众运动"脱离了"运动群众"者的掌控，天下大乱。钦定"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难免充当了替罪羊。
　　"大字报"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八年，我们应该倾听当事人的自述，虽然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者的立场。
　　本期还摘编了对聂元梓的判决书。聂元梓因大字报而成名，亦因大字报而损誉，但判决书对此只字未提。两相对照，读者自会体味。

载《往事》第四期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作者: sltao】【访问统计:】【2005年01月3日 星期一 21:32】【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