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是我家父蒙难51年的忌日，上午10时，我把弟弟从上海精神病院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家父的忌日。他愣住了，自言自语道：“苦命的父亲啊！”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去台湾而被中共派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和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而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上海江苏路月村，投奔老年丧独子的奶奶，奶奶是上海黄浦区银行的业务骨干，受家父株连被劝而退休。之后，家母又被叫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期在北京郊外工厂工作。奶奶把我和弟弟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劳动8年后，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当工人，后来上大学，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奶奶相依为命。当时其我4岁、弟弟俞颂荪1岁；因从小受社会歧视，在“文革”中曾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仍住在精神病医院。
我祖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和瞿秋白一起考察苏联十月革命，见过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并在上海《申报周刊》作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子俞彪文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俞颂华和俞彪文经常掩护瞿秋白等中共地下党秘密住在家中。
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和邻居的歧视和凌辱，以致弟弟3次自杀都被抢救，21岁时患了精神抑郁症，在上海精神病医院及时治愈。在这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犯病住院治疗。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50周年纪念和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我来到我家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保险公司宿舍）1门，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察看家父跳楼之处；在底层401室的窗前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
2008年2月，北京《财经》杂志发表北岛先生《三不老胡同1号》文，其中说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印证了留在我脑海深处的那个场景：（7月19日下午将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那天中午（大概是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见烈日下的楼前，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外人民医院）病房（似在晚上），看到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家母常在半夜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似持续了一年），这是我童年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多少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对家父的长相等，未能留下任何印象。我50岁时，家母临终之前半年曾说，当时她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河边，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
2008年初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开始谈论家父的事，还把北岛文给他看，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我俩一起为家父的惨死而落泪。
今天，我提议去墓地瞻仰彭文应先生的塑像，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离上海市区45公里的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公园，只有我俩游客。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们来到彭文应先生塑像，上面刻着1950年周恩来对上海市长陈毅说的“要记住这个朋友”。彭文应，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积极支持中共，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正被通缉的周恩来；1946年以后，领导上海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等；1957年5月，响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被视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受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断绝一切生活来源，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和一个儿子去世；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年底，贫病交加，心力交瘁而去世，终年58岁；1980年6月，中共中央在对关于右派复查的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彭文应恢复名誉。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三人合葬墓前，其美丽的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彭志平是自杀的，你在20岁时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了大量敌敌畏，被我及时发现，灌水洗胃后立即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真是万幸啊！
在弟弟的提议下，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托付的师友，向被反右派运动夺去可爱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之后，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均为制作精美，造价昂贵的成功人士之墓，其中一些是名人塑像之墓，有几位我俩平日喜爱的作家，不觉肃然起敬，还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塑纪念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暴发户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比我俩年轻或比我的儿子更年轻，而惋惜不已。弟弟深感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与世无争，宽大为怀。
两小时后，我俩在亭子里聊天。他说起，1997年我出狱那年底，家母带我俩去革命公墓为家父扫墓，她要我俩向家父墓鞠躬，然后仔细擦拭骨灰盒时痛哭流涕。由于我对家父没有感觉，曾多次拒绝家母要我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我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安静，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交流各自知道的有关家父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请他充饥，却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一个多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3时半，我俩来到与公墓一墙之隔的海边，漫步在海堤上，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母亲》：“……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我说起，1997年我冤狱刑满释放，陪家母返回其阔别35年的温州老家，这是因我当初被捕而未能成行。之后，在驶向上海的船上，我面向大海，对着母亲，唱起这首歌。到了上海，把因我坐牢受惊吓而发病，住在上海精神病医院达3年多的弟弟接了出来。
近5时，我俩乘上归途的末班车，路见露天温度计为摄氏35度，却并不感到太热。
6时半，我把弟弟送回医院，问其有何感想？他喜形于色地说，今天的一日游，是此生最为高兴的一天。又问对家父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了，在天上人间团聚了。我俩说好，过两周再去那里玩，甚至要在那里住一夜；还说好，以后每年此日都要追思父母。
分手时，我一阵心酸，忍住了眼泪，未让弟弟觉察到。前几次分手时，我都泪流满面，甚至还抱着他痛哭不止，难舍难分。他却反而每每安慰我。
我独自出了医院，乘上公交车，再换乘地铁，经由市区返回浦东新区川沙镇临时住地，又回到了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继续努力。
1997年底，由于奶奶早已去世，弟弟随我到北京与母亲一起生活，其上海的住房闲置，被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的小老板朋友借去，他无偿居住一年之后，又以保留我俩永久居住权和照顾弟弟为条件，廉价转让房子的部分使用权。2002年弟弟犯病回上海住院以来，这位朋友不让我俩回去居住，使我俩陷入困境。
2008年1月初，弟弟滞留在精神病医院已6年多，深感出院无望而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要寻死自杀，被电休克治疗使其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老板朋友讨要房子，被其断然拒绝，对我从事的反右嗤之以鼻。后经律师调查，得知弟弟早已被其迁出，房子已被非法过户，此人又利用离婚，把房子过户给其妻，成了“合法”户主，弟弟却成了有户籍居住地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初落入欺诈合同的陷井，遭遇上海滩的拆白党，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夺走我家60余年的祖居。如今已成“合法”的既成事实，使十分艰难复杂。
年初以来，我在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住朋友家，时常把弟弟接出来暂住几天，使他的情绪恢复正常。诺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安身之地，在51周年之际，发现继续被不断侵权，家业已败得精光，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个光怪陆离，人吃人的上海滩。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至今仍被歧视，被欺辱，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无望，处于贫困之中。可见，反右派运动的危害直至今日。
二00八年五月三日修改
赠言
 
小舟初航爱新春桃李争艳柳色新
医海波涛程万里携手扬帆逐浪巅
 
1983年2月19日赠小玫新婚
 
过南京
 
绿荫夹道逐春晚江南花落雨缤纷
金陵新貌旧情在彩霞故里迎亲人
 
1983年4月25日
 
 
泉外楼
 
巴山蜀水度青春嘉陵细雨意朦胧
流年迷雾人何在翠竹青山情如泉
泉外青山楼外楼旧园雾雨何时休
但慰众生能温饱不叹今昔无限愁
 
1983年10月21日于北碚泉外楼上
 
陇上行
 
车行秦川八百里山绕黄河九曲溪
华夏源流始何处祁连雪水润河西
 
1984年6月4日赴嘉峪关车上
陇西行
 
渭水平川麦苗青远山土黄绿成荫
巨龙穿岭洞无数远客遥念古乡情
赴酒钢
 
莽莽戈壁沙无垠迢迢祁连雪满山
自古征人愁西去愿饮酒泉渡玉关
 
1984年6月5日
 
骆驼草
 
根深叶细色无华久旱不雨自焕发
大漠茫茫泉难见绿似繁星缀黄沙
 
1984年6月5日赴酒钢途中
 
酒钢
 
雄关西扼丝绸道荒漠钢城白云高
昔时驼铃刀戟影今化铁水立功劳
 
1984年6月7日
 
酒泉
 
大将雄风震西陲三军汗血扬天威
酒倾清泉分甘露爱兵佳话传千秋
 
1984年6月9日记汉霍去病大将
 
戈壁滩
 
亿年海底成荒滩万顷碧波化沙黄
天寒风厉狼烟起古城驼影人还乡
 
1984年6月10日
敦煌
 
千年艺林锦绣库茫茫沙海飞天舞
石窟有幸存慧影华彩洒尽敬我佛
 
1984年6月10日游莫高窟
玉门镇
 
春风喜渡玉门关六月杨花舞阶旁
绿洲青翠黄沙里河西沃土似江南
 
1984年6月11日过玉门镇
嘉峪关
 
大漠风沙劲雄关千骑轻
征途向何处西天白云闲
 
1984年6月13日
 
反弹琵琶舞
 
大漠风沙丝绸路轻歌漫舞莫高窟
悲欢自古琵琶怨众生感悟拜我佛
 
1984年6月13日
 
忆张秉均大夫
 
愿献青春化酒泉两鬓飞雪济世心
河西铁水流溢处自有春风慰忠魂
 
1984年6月13日
 
夜过兰州
 
星寒月明沙似雪路转山徊树影稀
千里征途儒牛愿长夜欲晓过兰州
 
1984年6月15日
 
 
日月山
 
日月山连雪山巅茫茫绿野草如茵
风寒露冷牦牛壮天高地远藏原情
 
1984年6月17日
倒淌河
 
文成公主驻马蹄回首长安珠泪滴
但愿汉藏连姻好祈感上苍水向西
 
1984年6月17日
草原
 
高原绿野茫无边雪山风云幻青天
悠悠群羊惊奔马迢迢归途异乡情
 
青海湖
 
湖海鸟蔽天碧波白云影
雪山源不尽水咸蕴奇珍
 
1984年6月17日赴鸟岛归途中
 
哈尔滨
 
松花江上天鹅飞太阳岛边游新艇
异国情影今何在花伞琴声绕绿荫
高楼林立万花丛潇洒儿女装扮新
暖风吹遍道里外北域古城已传名
 
1984年8月18日于松花江边
峨嵋
 
苍翠叠峰峦泉流鸣清涧
古寺樟楠道清风送佛音
万年寺
 
万年古寺坐峨山青藤修竹仰金顶
石径通天虔诚志云海佛光显普贤
 
1984年10月28日
 
赞乐山
 
三江碧如练九峰秀且幽
大佛垂青眼古寺镇乌尤
祥云降川西嘉州诗文秀
蜀景情所锺众生乐无忧
 
1984年11月2日
 
沙湾镇
 
三峨山上卧美人大渡河水绕沙湾
郭老故居喧闹市画情诗意今古吟
川西之晨
 
翠竹村落烟霭里蔬苗绿茵铺大地
人勤物丰光景好雄鸡喔啼唱晨曦
杜甫草堂
 
樟楠古木白云天浣花溪水翠竹影
茅屋有幸卧诗圣远客访师至诚心
 
1984年11月4日
 
成昆路上
 
蛮荒景色可入画山高水激烟瘴起
昔时武侯征战地今乘巨龙穿岭飞
 
1984年11月10日
赴攀钢
 
群峰起伏泻金沙铁线越岭逐云崖
双手劈开钢城道钢花红胜攀枝花
 
1984年11月7日
西安
 
暮春杨花舞四坊苍翠古城试新装
强秦盛唐情犹在愿比长安祝西安
游临潼
 
华清池水洗凝脂骊山坡前捉蒋贼
万马千军平地涌阳间阴府共盛世
 
1985年4月27日
昭陵
 
金戈宝马帝王业白骨青冢孰能避
但愿汗血润神州春风拂面花不谢
 
兴庆宫
 
沉香亭畔漾清波政务楼前新艺多
太真无意戏诗仙远客犹听霓裳歌
 
1985年4月27日
 
乾陵
 
中华女皇美名传青山殿宇珠光寒
千载功业碑无字悠悠白云咏红装
 
1985年4月于武则天墓
 
黄帝陵
 
炎黄先祖源流远古柏森森日月光
千载华夏建神洲霖雨苍生万代长
 
1985年5月2日
旅途
 
百里秦川麦穗青蜂舞黄花遍地金
土岗窑屋窗纸白泡桐夹道风沙静
 
1985年5月2日赴延安途中
 
延安
 
宝塔山顶天延河水流长
马列栋梁育春色满人间
 
1985年5月3日到延安
 
赴延安
 
霜鬓初赴灯塔地红光照引愿思忆
黄河水清费时日功垂青史勿庸疑
 
延安吟
 
延河水汇少陵川杨家岭前灯塔光
披荆斩棘神洲路春风沃野换新装
 
1985年5月6日
 
自勉
 
匆匆韶光逝缓缓老来迟
半生功业少花甲青春始
 
1985年5月离休后
 
都江堰
 
青城幽且秀都江堰分流
民心颂千古巍巍二王庙
 
1985年7月7日于成都
 
 
赴青城山途中
 
苍翠绿野锦绣地云菲雾暖沃川西
远山含黛凝青城心怀深情学吟诗
 
1985年7月7日
 
赞李冰
 
岷江孽龙伏宝瓶神水注
伟业奠基远蜀郡成天府
 
1985年7月8日
 
黄鹤楼
 
大江风雨多楚天飞黄鹤
极目沃野广琼楼创业歌
 
1986年元月于武昌
南通
 
濠河水清玉兰香狼山宝塔眺大江
张公宏图今如愿苏中明珠耀海疆
 
1986年元月
 
玉兰
 
婷婷玉立姿淡淡妍紫色
香飘客心远江南初春时
 
1986年3月于沪
 
上井岗山
 
崎岖难登攀青翠满山峦
村舍换新貌红旗立云端
银瀑泻龙谭清泉松下湍
不忘先烈志星火已燎原
 
1986年7月31日
 
井岗山有感
 
弹指一挥间征途似云烟
功成垂千古冤伤两代情
寒冰虽解冻莺歌杂鸦鸣
风冷雨雾多功过难判明
 
1986年8月2日
 
祝小黄河
 
渊远流长润神洲千载华夏育新苗
有情东风能化雨绿满群山望明朝
 
1986年8月岳岳满月日
 
小申申
 
北国冰封瑞雪飘旭阳初升迎新潮
阳光雨露辛勤育春花满园乐陶陶
 
1987年元旦为申申满月之作
 
油 菜 花
 
花开三月三金洒碧野上
桃李欲争艳难比景辉煌
 
1987年4月3日赴沪途中
 
清明游西湖
 
踏青喜逢雨后晴西子清波漾塔影
滨纷桃李人难忘婉转莺歌未了情
 
1987年4月5日于杭州
 
玉皇山
 
玉皇山巅试登云钱塘波光逐帆影
佳期难忘常入梦不知青春逝何年
 
1987年4月5日于杭州
 
春游
 
江南旧游地春风融人意
绿野菜花黄艳桃拂柳丝
情深访西子淡泊亦酬志
湖光山色隐悠悠白云飞
 
1987年4月7日于杭州
 
北戴河晨游
 
晓风腥且冷海波碧如兰
迷雾灯光隐天际跃红轮
 
漫步沙渚上嬉游觅贝鲜
惟惜爱孙幼难伴沐日光
 
1987年8月7日
 
海上大雨
 
电闪雷鸣云墨黑风戏白浪雪飞扬
水天迷朦色难辨楼上望海爱汪洋
 
1987年8月18日晨北戴河大雨
 
海上日出
 
海上渔舟响天际泛红光
轻云抹残月晓风拂襟凉
 
忽见红轮涌初疑炉火闪
碧波映光华旭日升东方
 
1987年8月31日晨于北戴河
 
晨别
 
雾迷灯光朦胧影风吹落叶金秋月
夜半送行多叮瞩情深依旧盼早归
 
1987年10月10日拂晓玫送行
 
机上观白云
 
人飞九天上俯瞰白云山
疑是雪峰景又似南冰洋
 
碧落牧群放瀚海白浪翻
山野满棉桃客心喜还乡
 
1987年10月10日于返榕机上
 
还乡
 
花甲返榕乡鬓发正飞霜
乡音渐入耳情怯心更欢
 
1987年10月10日11时抵榕
扫墓
 
路遥汗淋淋心诚觅双亲
山风拂松柏墓边草木深
死别历历景新生有稚孙
秋日返故里二老笑九泉
 
1987年10月13日扫墓于榕城郊马鞍
罗星塔
 
闽江口上罗星塔千载倩影忆中华
心若江鸥飞大海情系乡里终还家
 
1987年10月17日
泉州
 
洛阳桥边泉州府市场琳琅商贾富
菩提树绕东西塔新港远客拜我佛
 
1987年10月18日过泉州
榕树
 
绿荫华盖遮满天粗隆枝干不知年
如帘根须拂青石借汝芳名建榕城
 
1987年10月18日
 
夜车行
 
朦胧上弦月三两远灯星
黝黑荒郊野万籁唯轮音
车行千里远长夜天难明
忽闻车鸣笛拂晓梦初醒
 
1990年6月13日赴烟台途中
 
游蓬莱
 
蓬莱求仙境碧海浪无垠
晴空掩迷雾夏雨洗尘心
鸥随轻艇翔鱼潜水底安
茫茫问生死白云是故乡
 
1990年6月15日
 
 
威海卫
 
碧海丹心云惨淡忠魂百年今始安
涛浪无边舟难驶青山翠岛坚如磐
 
1990年6月17日
 
红叶吟
 
红叶似丹心霜重色更浓
萧瑟秋风劲夕阳映山红
 
1990年10月27日于八大处
 
夜过南京长江大桥
 
乌黑风雨夜闪烁万灯星
车轮轰鸣过大江水声轻
 
挽大表姐
 
玉色丰姿入世来慈颜善意音常在
沧桑历尽人易老谢却凡尘返仙台
 
1990年11月9日于沪
 
 
 
江南行
 
秋深江南游霜重染双鬓
亲朋多病故路人不相认
湖光山色隐花落柳青青
泛舟人海上何须问前程
 
1990年11月18日于杭州
 
 
 
游黄山
 
风雨四十载同舟度春秋
晚晴夕阳好携手黄山游
 
1991年6月11日偕玫于车上
黄山景
 
浓雾满山峦奇峰隐忽现
山风响松涛飞瀑溅清泉
林深鸣八音翠竹露滴凝
石径登高远云海雾如烟
 
1991年6月13日所见
相思鸟
 
痴痴相思鸟啄红比翼飞
不曾同日生却愿殉情死
 
1991年6月13日
 
和朱乾兄“武汉归来有感”诗
 
江城聚首忆当年黄鹤飞回似神仙
人间烟云多变幻夕阳晚晴自悠闲
 
权帛荣辱身外物义重情深友谊真
魂系神洲沃中华自古恩仇一笑泯
 
1993年4月于北京
 
访美探亲
 
飞越太平洋初航向西方
云山千万重滔滔新潮浪
儿女亲情深稚孙作我伴
万里未觉远聚首尽言欢
 
1993年8月27日
 
题法思画猫
 
谁无困境困而不惑
放眼世界更上层楼
 
1993年8月27日于访美机上
 
海洋世界
 
海洋多奥深鱼豚性通灵
缤纷七彩景疑是会群仙
 
1993年9月19日于圣地亚哥
 
狄斯尼乐园
 
幸福儿童城金色游乐场
笑语满天飞人间成仙境
 
1993年9月27日于洛杉矶
 
有感
 
五光十色异国邦豪华富裕是他乡
中华他日真崛起笑游寰宇人尽欢
 
1993年9月30日
中秋月
 
棕叶耸高空青天无片云
一轮团团月应是故乡明
 
1993年9月30日中秋于洛杉矶
 
好莱坞
 
人生如战场幻影亦成真
游乐忘所以名传人世间
 
1993年10月3日于影城
 
 
赌城
 
海市蜃楼荒漠光金碧辉煌世无双
多少血泪虎机啖一掷千金赛天堂
 
1993年10月10日于拉斯维加
 
三国城
 
三国天下分鏖战未鸣金
湖海东风劲幻影假亦真
 
1994年10月27日返锡之游
 
太湖
 
湖光烟波远千帆飘渺间
三山绿常在吴越论古今
 
1994年10月28日于鼋头渚
 
返锡戏咏
 
故土离别半世纪犹记青春少女时
茅梓无桥楼难认梁溪新貌情依依
 
1994年10月28日于太湖疗养院
旧居
 
三十余载栖息处风吹浪打半生渡
明月照屋人聚散劳燕归来心已足
 
1995年3月改旧作
哲理
 
茫茫太虚生宇宙万物轮转皆星辰
始终生死运行律时空变幻无止境
 
神道飞越万千年人寰不过一瞬间
古今沧桑历历逝盛衰荣辱是浮云
 
1995年3月13日
眾叛親離 決遷都台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為期三年的國共內戰已告一個段落。但戰爭其實並未結束，從十月十二日國府由廣州遷往重慶到當年年底，是所謂的「西南保衛戰」時期，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面對眾叛親離的悲慘局面，過程備嘗艱辛，在其日記上有極為深刻的記載。
蔣介石是於十一月十四日桂林失守後，自台灣飛往重慶，行前一天在日記寫道：「德鄰飛桂後，閃避不回重慶行都，整個政府形同瓦解。軍民惶惑，國難已至最後關頭。不管李之心理行動如何，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
許多研究者認為，蔣此行除為「主持殘局」，也是調虎離山之計，把共軍牽制在中國西部，以緩和對台灣的威脅。
在渝期間，蔣為統籌川滇康作戰方略，令胡宗南部隊由秦嶺轉進到成都，俾使成為保衛西南主力。十一月廿八日共軍攻抵南溫泉，重慶危在旦夕，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
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在江口過江之共軍，已迫近距機場前方廿華里。
到了成都，蔣隨即約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向傳義、王方舟等軍政領袖，但劉、鄧避不應召。蔣在十二月七日日記寫道；「彼藉口以怕本主席與其為難，而實則另有作為。彼等已經受匪威脅，決作投暗棄明之叛離，似已成竹在胸矣。滇盧（按、雲南省主席盧漢）態度亦已漸明，既不願大本營設昆明，亦不願就滇黔剿匪總司令名義，其用心與劉鄧如出一轍。」
但蔣仍不死心，指派張群前往昆明安撫盧漢。隔天張群自昆明回到成都，向蔣報告與盧漢接觸結果。日記記載；「岳軍面述盧以正在戒煙，故其心身皆變態無常，只想退避要錢，至於公義私情皆不顧矣！」
蔣知盧漢已有貳心。不久，情報單位攔截到盧漢打給劉文輝的電話，內云「請其四川各將領活捉蔣匪」。蔣原本想飛到西昌，但彼時西昌衛隊只七百餘人，兵力單薄，於是決定改飛台北。當天蔣在日記記載；「小子（按，蔣自稱）粗疏，太不警覺儆醒矣！近月以來逆盧言行早露叛跡，如及時防範或趁早解決猶易為力，奈何一誤再誤，冥頑不靈如此也。」
蔣會如此懊惱生氣是有原因的。早在九月初蔣赴重慶擘畫西南戰局時，盧漢就曾拒絕應召，理由是怕蔣不放他走。蔣為了表現誠意，派蔣經國到雲南當人質，只要盧漢一天沒回昆明，蔣經國便不許離開。因為這樣，盧漢這才肯到重慶與蔣見面。
經過此番波折，蔣的內心不免感慨係之，日記寫道；「邊區之人善變多疑，而況於苗夷盧、龍乎？今後益覺邊人只有畏威而決不懷德，道義絕非邊民與苗夷之所能感動。豈僅苗夷，一生經歷，更覺凡是政治與外交，絕無信義更無情感可言，只有實力與強權方是政治與外交之本質也。」
西南雖已失去，蔣則以「在川滇康黔叛離混亂下，毅然獨斷遷移中央政府於台北」而自得。日記提到：「當時對於遷都台北多主慎重，不即遷台，蓋恐美國干涉或反對，不承認台北為我國領土。余始終認余在台，政府遷台，美、英絕不敢有異議，如其運用武力干涉或來侵台，則余必以武力抵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其背盟違理，曲在彼而直在我也。」（大敗退系列五之四）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构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的“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傅国涌2008.7.12
[何方著，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1966年5月，当 “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党内“路线斗争”频发的中共高层，叶剑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风波且最后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叶剑英不在中共核心权力圈内，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山头”。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仅叶剑英一人未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然而，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1962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由于贺、罗在“文革”前夕先后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于权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1]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2]12月间毛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3]中共中央本来就在毛泽东的严密掌控之中，毛这么说，当然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1965年初，毛泽东曾当面讥讽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毛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是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高层的忠诚产生怀疑，走马换将立刻接踵而至。为了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贺龙，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权移交叶剑英。
本文侧重分析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时辨析目前国内关于“文革”初期清洗罗瑞卿、贺龙等若干重要事件的流行说法之可靠性。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罗瑞卿和贺龙因忠诚度遭到毛泽东的怀疑而被清洗。当时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1962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5]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当时军队的重大事务往往由贺龙和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毛决定后再通报林彪，而林彪则很少主动过问，仿佛置身度外。例如，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谈话中三言两语就决定取消军衔。在军队事务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过程中并未征求林彪这个名义上的国防部长的意见，而是由罗瑞卿回到北京后打电话向林彪通告该决定。1965年4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有关5月初召开军委会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后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后，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6]
在林彪与贺龙之间，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触多，而与林彪接触较少。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7]由于罗、林之间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致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8]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提醒罗：“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9]然而，说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实际上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而且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平素做事决不出头，哪怕决定取消军衔这样的大事时被搁置一边，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毛的意见或暗示，林彪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1965年5月初叶剑英的班子为一次军委会议准备了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有人撰文写道，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10]此说尚无旁证，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何林彪突然对罗瑞卿发出凌厉的批评。5月25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11]就事论事地看，针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林彪的这个态度似乎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联系到毛指责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其中是否有毛准备从罗瑞卿手中收回军权的意味？事隔不久，1965年 11月初，军委机关奉命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随即被“监护审查”，由杨成武兼其职务。当时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上被架空了。这样重要的会议，是谁下的指令，谁主持，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官方强调这样一种说法：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泽东递交亲笔信，大肆诬陷罗瑞卿，毛偏听偏信，结果冤枉了罗瑞卿。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11月30日[12]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是谁？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只可能是叶剑英或其他人。由于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还是林彪利用毛整肃罗瑞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承认：“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13]该书提供了一种猜测：“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14]罗瑞卿的女儿亦持此见：“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15]林彪死后，毛泽东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头上：“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16]毛泽东说的是实话吗？他在事关重大的军权问题上是个可以轻易被骗的人吗？
林彪11月30号写的这封信会不会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罗瑞卿的意图写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大报均未转载，毛泽东相当愤怒。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17]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于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8]当时彭真是毛泽东已决定要清除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获知电话内容，所以后来罗瑞卿此举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11月30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19]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有人指出，11月29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5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20]“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11月29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1]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2]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1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 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23]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 [24]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11月30日当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6]“（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27]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28]”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 1959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29]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0]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的主要发言。
3月18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32]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3]，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35]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36]，对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 “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37]）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38]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12月2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39]
4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0]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1]，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20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42]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 “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后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 “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 “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 “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2.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夥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 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 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 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 “*****”。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 12人。[70]在赵永夫“平定*****”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的经验。[73]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4.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 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 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84]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85]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87]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 1942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88]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89]陈毅提到的这6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2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6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90]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痛处，毛便“龙颜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91]“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93]“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94]“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 [95]“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96]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释」
[1]《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2]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第40页。
[4]“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7]出处同上，第209页。
[8]1927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9]出处同注[6]，第209-210页。
[1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出处同注[6]，第254页。
[12]1965年11月30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
[13]出处同注[6]，第283页。
[14]出处同注[6]，第284-285页。
[15]《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16]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7]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18]出处同注[6]，第278-279页。
[19]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20]出处同注[10].
[21]出处同注[19]，第182页。
[22]《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出处同注[6]，第281页。
[24]出处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