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1966年5月，当 “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党内“路线斗争”频发的中共高层，叶剑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风波且最后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叶剑英不在中共核心权力圈内，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山头”。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仅叶剑英一人未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然而，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1962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由于贺、罗在“文革”前夕先后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于权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1]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2]12月间毛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3]中共中央本来就在毛泽东的严密掌控之中，毛这么说，当然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1965年初，毛泽东曾当面讥讽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毛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是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高层的忠诚产生怀疑，走马换将立刻接踵而至。为了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贺龙，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权移交叶剑英。

　　本文侧重分析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时辨析目前国内关于“文革”初期清洗罗瑞卿、贺龙等若干重要事件的流行说法之可靠性。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罗瑞卿和贺龙因忠诚度遭到毛泽东的怀疑而被清洗。当时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1962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5]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当时军队的重大事务往往由贺龙和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毛决定后再通报林彪，而林彪则很少主动过问，仿佛置身度外。例如，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谈话中三言两语就决定取消军衔。在军队事务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过程中并未征求林彪这个名义上的国防部长的意见，而是由罗瑞卿回到北京后打电话向林彪通告该决定。1965年4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有关5月初召开军委会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后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后，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6]

　　在林彪与贺龙之间，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触多，而与林彪接触较少。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7]由于罗、林之间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致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8]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提醒罗：“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9]然而，说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实际上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而且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平素做事决不出头，哪怕决定取消军衔这样的大事时被搁置一边，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毛的意见或暗示，林彪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1965年5月初叶剑英的班子为一次军委会议准备了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有人撰文写道，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10]此说尚无旁证，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何林彪突然对罗瑞卿发出凌厉的批评。5月25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11]就事论事地看，针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林彪的这个态度似乎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联系到毛指责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其中是否有毛准备从罗瑞卿手中收回军权的意味？事隔不久，1965年 11月初，军委机关奉命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随即被“监护审查”，由杨成武兼其职务。当时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上被架空了。这样重要的会议，是谁下的指令，谁主持，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官方强调这样一种说法：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泽东递交亲笔信，大肆诬陷罗瑞卿，毛偏听偏信，结果冤枉了罗瑞卿。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11月30日[12]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是谁？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只可能是叶剑英或其他人。由于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还是林彪利用毛整肃罗瑞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承认：“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13]该书提供了一种猜测：“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14]罗瑞卿的女儿亦持此见：“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15]林彪死后，毛泽东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头上：“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16]毛泽东说的是实话吗？他在事关重大的军权问题上是个可以轻易被骗的人吗？

　　林彪11月30号写的这封信会不会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罗瑞卿的意图写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大报均未转载，毛泽东相当愤怒。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17]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于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8]当时彭真是毛泽东已决定要清除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获知电话内容，所以后来罗瑞卿此举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11月30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19]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人指出，11月29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5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20]“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11月29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1]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2]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1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 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23]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 [24]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11月30日当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6]“（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27]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28]”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 1959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29]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0]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的主要发言。

　　3月18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32]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3]，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35]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36]，对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 “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37]）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38]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12月2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39]

　　4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0]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1]，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20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42]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 “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后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 “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 “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 “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2.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夥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 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 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 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 “*****”。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 12人。[70]在赵永夫“平定*****”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的经验。[73]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4.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 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 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84]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85]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87]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 1942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88]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89]陈毅提到的这6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2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6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90]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痛处，毛便“龙颜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91]“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93]“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94]“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 [95]“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96]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释」

　　[1]《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2]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第40页。

　　[4]“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7]出处同上，第209页。

　　[8]1927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9]出处同注[6]，第209-210页。

　　[1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出处同注[6]，第254页。

　　[12]1965年11月30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

　　[13]出处同注[6]，第283页。

　　[14]出处同注[6]，第284-285页。

　　[15]《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16]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7]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18]出处同注[6]，第278-279页。

　　[19]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20]出处同注[10].

　　[21]出处同注[19]，第182页。

　　[22]《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出处同注[6]，第281页。

　　[24]出处同注[10].

　　[25]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北京），公益图书馆扫校（www.npo.org.tw）。

　　[26]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引自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第83页。

　　[27]《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96-198页。

　　[28]出处同上，第201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31页。

　　[30]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31]出处同上。

　　[32]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页。据陈虹的文章，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页刊登了任可的读者来信，指出陈虹的文章引用有误。任可写道：“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 ‘。“

　　[33]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

　　[34]出处同注

　　[32]陈虹的文章。

　　[35]中共中发[66]268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36]“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1966年5月1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37]廖的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出处同注[1]，第284页。

　　[38]《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1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39]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www.npo.org.tw）。

　　[40]出处同上。

　　[41]出处同注[39].

　　[42]出处同注[39].

　　[43]出处同注[39].

　　[44]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页。

　　[45]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1968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7]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单位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革”参考资料（2）》。

　　[48]出处同注[39].

　　[49]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文章，出处同注[45].

　　[50]1967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91页。

　　[51]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1967年7月8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10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53]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5页。

　　[54]《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47页。

　　[55]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页。

　　[56]出处同上，第59页。

　　[57]《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页，转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5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页。

　　[59]出处同注[44]，第65-68页；亦见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载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

　　[60]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9页。

　　[61]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290页。

　　[62]出处同注[46].

　　[63]后来毛泽东在“九大”期间（1969年4月13日）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4]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65]出处同注[44]，第87页。

　　[66]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2页。

　　[67]出处同注[46].

　　[68]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69]出处同上；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页。

　　[70]1967年4月10日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71]出处同上。

　　[72]出处同注[44]，第96页。

　　[73]1967年4月20日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74]出处同注[46].

　　[7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页。

　　[7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月刊1986年9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页。

　　[77]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见1967年2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47页。

　　[78]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1968），第243页。

　　[79]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页。

　　[80]王力，《现场历史：“文革”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9-30页。

　　[8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页。

　　[82]出处同注[80]，第30页。

　　[83]出处同注[80]，第30页。

　　[84]出处同注[80]，第31页。

　　[85]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15页。

　　[86]出处同上，第14页。

　　[87]《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页。

　　[88]出处同注[80]，第30页。

　　[89]出处同注[81]，第210页。

　　[90]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页。

　　[91]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2月抗争’”，《人物》双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页。

　　[92]当天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5页。

　　[9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此段文字引自赵峻防、纪希晨的《“2月逆流”》。

　　[94]出处同上。

　　[95]出处同注[46].

　　[96]出处同注[90]，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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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戴帽子坐大牢流放监禁的人不少，但是在每次政治动荡中都与牢狱相伴，四分之一以上世纪完全失去自由，这样的人肯定不多，肯定不多的还在于这个人从不检讨从不认罪，屈打不招死不悔改；肯定不多的更在于“从鬼变成人”之后，这个人并没有获得心绪的彻底释放，尤其是到了晚年，随着名声日隆，他心底却束缚愈深阴影愈重；肯定不多的更在于这个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幽默依旧诙谐依旧笑容依旧执着依旧，他的精神世界愈益丰富而高远，他对世事人生的彻悟透其纸背深其骨髓——所有这一切，至少，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第二个，他就是贾植芳，一个“姓贾而不卖半点假货”（贾老语）的倔老头！

先生1987年退休，正是我从遥远的青海调到上海不久，先生长我21岁，我们的关系用常说的“亦师亦友”四个字很是贴切，可在我心底，常常觉得他是我父亲。我四岁丧父，不知道父爱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做孩子的在父亲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在贾先生那里感觉到了，一次在聊及我的坎坷经历特别是在“文革“中的遭际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你要早点认识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那是一种父爱沁润的温暖。

我同先生相识不久就强烈地感到他对倒过霉坐过牢的朋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有句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跟他说你这是“新翻杨柳枝”。这样“旧曲新弹”的话还有许多，比如到午饭时你起身告辞，他就说：你是八路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夸他身体好，他就说“感谢主席”。时间长了，我也总爱跟他开开玩笑。后来他就说了，一针一线不拿，金山银山那是要的，说完自己先就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再后来同先生无话不说了，我倒是发现他心底里有不少难以言说的无奈和无力解脱的苦闷，先生像鲁迅先生一样是个达观的苦闷者。但是许多人比较多地看到了他的“达观”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深藏的“苦闷”，更有一些人根本是把他视之为“工具”和“宣传品”，逢年过节提了两盒点心水果之类去“慰问”，于是媒体上便有了照片有了报道，说他 “不坠青云志”，赞扬他“粗茶淡饭” ，“从不伸手”等等，领导自然又多了一点“关心知识分子”的政绩。这种舞台上的事，他经历得太多了，他早已看透，他说，我也是个演员，有时是正面人物，有时是反面人物，两个营垒里的事都看得“刷刷清”——上海话，懂吧？（到上海五十多年仍然是一口山西腔的老先生还时时会冒出一些上海方言词语，比如老板娘、老虎灶之类，连新新人类用的一些词，他也懂，从他嘴里说出来，每每让大家忍俊不禁。）

先生常说自己是喝鲁迅奶长大的。真是这样。先生在骨子里非常像鲁迅，他们都身材矮小而境界高远，但是直到临终，先生最最想不通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己为“新中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牢狱和灾祸。先生在1949年前已经坐过三回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次政治动荡时我都在监狱里”。三十年代参加“学运”吃了官司，罪名是“反对政府”，伯父出了1000块银洋和50两鸦片把他保释出来，然后又把他送到日本读书，临走，给这个“顽劣”的侄子定了三条：一是不准再过问政治，二是学一门实业方面的专长，以后也可以“光宗耀祖”，三是不准娶日本老婆，那是进不了祖宗祠堂的。先生说，三条规定我只做到了一条：没娶日本老婆。1937年国内抗日烽烟滚滚，他毅然决然回国参加抗战，他在战火纷飞的第一线做日语翻译，但是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又被怀疑是“赤色分子”，有“共党嫌疑”，甚至想活埋他，于是他只好死里逃生，可最后还是被日伪特高科以“策反”罪名抓进了监狱，日本宪甚至兵怀疑他是“延安派来的”；抗人战争胜利举国欢腾，可不久他却又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国民党中统局送进了大牢；仅仅安顿了几年，这个把自己的青春热情都付与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竟然又被伟大领袖钦定为“反对共产党”“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钦犯”，这一回牢一坐就是十一年。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插曲是，多少年后，在上海著名的衡山宾馆的宴会大厅里，先生恰好同时碰上了“国民党”（台湾《中央日报》的头儿）和“共产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头儿），都请他“合影留念”，于是， “国民党站在我左边，共产党站在我右边”，“咔嚓”一声，就有了那张他称之为“荒诞戏剧照”的照片。他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过去，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都判了我罪，现在，我站在國共兩党主管意識形態的兩位官員之間，我又成了誰呢？老孙，你看滑稽不滑稽！

先生常说，历史无情亦有情，我是为历史认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

那么，先生在付出生命代价之后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凭着同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凭着同先生几乎每周一次甚至几次的神聊瞎吹，我希望给历史提供一点晚年贾植芳生活尤其是内心生活的真实细节，或许各位可以看到一个著名文化老人性格和人生的另一面。。

先要说说的是先生很穷。他那间书房兼客厅兼饭堂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墙壁剥落，地板七橇八裂，摔了跤，一次朋友来访，发现他额角上包了纱布，这才给他铺了地毯，虽然是化纤的，总比较安全了；他卧室里的空调是九十年代用一位外国回来的学生送给他的1000美金买的，那时他已经失聪，剩下的钱就买了一个助听器。朋友们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身体很好，可以活到100岁，那可是国宝啊，先生开怀大笑说出三个字：大熊猫！其实那只是大家的一种调侃，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没人真把他当什么“宝”，直到九十年代还是那1000多块的“退休金”，根本入不敷出，面对几乎每天不断的海内外来信，因为“连邮票也买不起”而几乎都“有来无往”；从老伴一病不起后给他当管家的内侄女任桂芙，常常为了节约一两元钱去一公里以外的一个菜场买菜；那年他过生日，我为他请宜兴一位紫砂大师做了件礼品送给他，原以为他会很开心，没想到他只看了一眼，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如买点吃的给我。他的文章或者书稿发表了出版了，便会焦急地等稿酬，时间长了，他会叫我打电话，他最后一本书《历史背影》今年一月问世，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李辉帮忙在外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没见样书，稿酬就来了，他一见我，马上告诉这个好消息，我说，那肯定是李辉开的“后门”，现在出版界没有这个规矩，你哪本书是样书未见版税先到的？我问他多少，他说了个数字，我说，可是不少，恐怕也是李辉的面子。其实，朋友们弟子们用各种各样办法在经济上帮先生忙的，还有不少（他日记里都有祥细记载），亏得这样，他才勉强可以维持生计。每每同先生说及经济拮据时，我都会跟他开玩笑：人家让你做官你不做呀，做了官日子就好过啦。他说，我不做，这辈子不做，下辈子也不做。他还特别引他最喜欢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话说：“如果我再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被安排到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并入复旦大学），那时他三十多岁，风华正茂，已经有了“教授”头衔，可刚教了几年书就被捉进官府，吃了十多年官司出来，既没有谁给他认错更没有“赔偿”一说，他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房子没了，藏书没了，日记没了，连锅碗瓢盆也统统没了。那年，“坐了十八年寒窑”（贾老语）的老伴任敏从山西老家到上海探望他，因为在复旦大学毛主席塑像前照了张像，竟然被勒令返乡，临走凑不足路费，只好卖了那件从老家背来的唯一值点钱的呢子大衣；为了不致误了车，老俩口半夜就起身，转了几次公交，早早就到了火车站。八十年代后刚过上安定日子，爱妻生病住院，开销激增，先生只有拼命写作“换点稿费”，但是他依然挺胸做人，他说，1946年我进上海身上只有八分钱，用了几十年还没用完呢！多少文章赞扬先生这种乐观和骨气，可是我总不免要想，先生那幽默中难道没有几丝无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成名的作家五十年代就是教授的他，做了“钦犯”之后注定就该这么穷？公平吗？

我曾经询问先生，你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应该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啊。他承认是这样，可当年没把它当回事。他说：我不想做“干部”，我是作家。那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流浪了半辈子的他非常看重眼前稳定安宁的日子，他不会想到四、五十年后“离”“退”这一字之差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等级，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这个“迂腐之见”竟会让他“苦”了半辈子。可先生从来没这样想，他说，做人不能太功利，有人也讲人格也讲爱情，但是“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我不，我把做人摆在第一位，把独立自由摆在第一位。让他特别得意的是“我这辈子没上过一天班”。

其实，他也可以很富有的。还是在十好几年前，他的养女贾英所在的澳洲有关部门主动表示可以让先生在那里“落户”，而且给房子给汽车。先生说，不去。我去那个地方做什么？那年，国民党的李秉中曾建议鲁迅出国，到日本、瑞士都可以，由政府出钱。鲁迅说，我哪里也不去，小草恋山，我这笔是金不换的。我也学学鲁迅。后来，报纸上陆续有文章透露了先生经济上的困难，于是就有不相识的人托人给先生送来一点“资助”，先生说不能收，把钱退了回去，又写信表示感谢。记得到了九十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按“政策”买下了那几间“宿舍”后，一次，先生说，老孙啊，我现在是有产阶级了。我看着那陈旧不堪的房子，想想当今比他年少的或者和他一样年长的“干部”，哪个是他这副样子，心里不禁一阵酸疼。

实实在在的说，经济的困窘在先生身上根本不算个事，他说自己是个“浪迹江湖”的人，什么艰难日子没过过，他之烦恼和苦闷在于他在“从鬼又变成人”以后，内心依旧感到不能自由地表达，无法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年，市里请一些学者名流开会“倾听意见”，先生只是喝茶抽烟一言不发，眼看“座谈会”就到尾声，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某领导一再请他“讲几句”。贾老说，“我说的话你们听了不高兴，不说了吧。”那位领导虚怀若谷，说，“什么话都可以说，随便说，不要有顾虑。”于是先生就“随便”提了个“请求”：“我想办个文艺刊物，领导能不能批准？”那位领导气量毕竟不一般，笑着接口说：“贾老啊，你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没这个权呵。”先生说，其实我也是给他们开个玩笑。为什么自己想办刊物？那是个阵地呀！原来，这么多年来，他的文章、著作可以说几乎没有“全本”统统是“洁本”，有的发表时删了改了，等出集子了，还要删还要改，有的改得让你匪夷所思让你啼笑皆非。先生当然清楚这不怪编辑，他常常收到一些熟悉的编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表示歉意，请求谅解。他说，他们也要吃饭！可这显然难以消解他心底的无奈和郁闷，他觉得自己太无力太无能，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没地方去问去说，甚至无法像先辈那样“拍案而起”；而碰上他的书卖光了却不让加印，境外出版了却不让“进口”，乃至后来一本叫《贾植芳回忆录》的书干脆被“有关部门”拿去“看看”而石沉大海这些事，先生那种压抑和苦闷有时就变成了愤懑：当年，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着，年复一年，没有人对他说会把他怎么样或者不会怎么样，就是死关着；现在，他写的书同样被判了无期，没有人明确告诉他可以出版或者不可以出版，他觉得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如入无人之境，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只有不断地讯问编者，尽管他非常明白出版社和他一样的焦急一样的无奈。于是我也更理解了他为何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狱里狱外》，在先生心底，狱里狱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恰如他在得了奖之后对我说的：奖牌和手铐其实是一样的。那是一种何等深刻的压抑和苦闷啊！

往后一步说，那些涂涂抹抹的文字能够变成铅字，先生总还是高兴的，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心里清楚，要不是有个叫李辉的学生帮忙，许多书都只能束之高阁（他弥留之际等待的只有李辉，早上，李辉从北京来电话说，我马上飞来，先生恩了一声，中午，李辉伏在先生耳边，已经昏迷的先生，眼睛竟然眯开了一条缝，当晚，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为庆祝他“九十大寿”而编辑的《贾植芳文集》还是学生们朋友们凑了钱才得以出版的，这成了他那年最可安慰最是兴奋的大事。（这里我想附带澄清一件事：先生去世后，有个颇有地位的人在一个会上说，先生非常感激复旦，复旦也非常关心先生。我以为，此话至少不甚实在，略显夸张。比如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复旦没为我出过一本书”。或许，复旦也有他的难处？）

经历了大风大浪，先生早已洞明世事，他幽默依旧笑容依旧，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愈感自己的无力和无奈，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这样写：我老了，我没有精力了。但是我在他这个话语后面看到了他心底深处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苦痛，最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2004年年底，他为答复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质疑信而写的回信，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

2004年，晓风写了一本新书：《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请“贾叔叔”作序。先生在序文里写到了一件“书里有意回避”的事，大致是这样的：胡风晚年曾一度恢复了健康，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再次相见，却神情呆滞，一言不发，象是受了什么大的刺激。问晓风，只说有位诗人官员去探望时，曾向他提出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澄清一下。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当年无论是梅志还是晓风，心理上依旧没有摆脱恐怖的阴影，所以没有向他透露。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贺敬之。这篇序文后来发表在《随笔》2004年第四期。不久，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出版局再转《随笔》杂志去信，说贾先生的文章把他和胡风的关系和他对胡风平反的态度“作了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和不恰当的抨击”，并“要求你们理应做到地将来函照登”。随即，时任主编的杜渐坤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将按作者要求将来信发于“今年第六期”，信里还说：“我对此事实情一无所知，无权置喙，且我们只是编者，更无权更改有关史实。”那天我刚好在贾老家，先生说，他已回了一信，我看到信里好几处都有这样的话：“我老了，已经没有精力像年轻人那样去对‘道听途说’的信息追根究底”，“我老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但是，先生的态度毫不含糊：“与我们有关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恐怕就永远没有澄清的一天。我决心在那个文章中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存了这样一份历史责任感在心里。”我问先生，既然你“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为什么要承认“道听途说”而不坚持？他摇摇头，再什么也没说。这时，我卤莽地问桂芙，是晓风告诉先生的吗？她说是的。我们马上接通了晓风电话，再次询问，那头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是这样的，没错，我弟弟当时也在。于是，我再次希望先生做些修改，先生却说，更不能了。就这样。这样很好。我已经表达清楚了。我在底层，他在高层。

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在2004年第六期《随笔》上同时读到三封讲同一件事情的信，我相信明眼人心里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我记得先生讲完这件事情后，最后说了一句：历史会说话的。这和他在不少文章里说的“历史无情也有情”，“这就叫历史辩证法”等等是一个意思，他一直用“帝王寿命百年，诗人寿命千年”，“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年胜负在于理”这样的话激励自己或者说安慰自己，我想，这正是他在无奈之中精神的支撑点——他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力气了。

是的，先生非常坚强，但是，我在同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最后这十年左右，每每窥见先生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感受到了老人心灵上难以抹平的创伤。

1966年春把他从监狱送回复旦“监督劳动”时，一个“干部”对他说：“你的矛盾不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过可以交个底，不会枪毙你。”先生火了，等要他“写个材料”（保证书）时，先生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不写！你们写，你们怎么写我都承认。”1955到1966，那十一年牢狱的一天又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四千个日日夜夜啊，再从1966到1979，又是漫漫13年，其间的苦难和屈辱外人恐难以想象。尽管他坚韧地支撑下来了，没有像胡风那样在莫名的恐惧中失常，也没有像路翎那样在无尽的折磨中崩溃，甚至没有写过一张“认罪书”(自然也没有写过一篇献媚性的文章)，他说，我反对什么“戴罪立功”，我没有罪，立什么功？然而，那灾难造成的伤害和屈辱毕竟太残酷太长久，有的恐怕已经成为潜意识，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梦呓（半夜“鬼叫”），那么多的忧虑，甚至有那么多的惊恐和疑惧：院子里是不是还有人在“监视”他？文章没有及时发表，是不是又“闯祸”了？他的这种情绪状态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甚至在他所谓“平反”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他仍然是所谓“内控”对象，讲两件事即可证明：一是他能够再次走上讲坛，不仅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而且惊动了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正是胡耀邦一句“怎么不能教书？”才有了后来人们赞扬的所谓“奠定”了什么“学科”之类的功勋业绩。二是那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尽管北京方面非常热情，电话电报不断，但是“组织”仍然给他派了一个共产党员讲师“陪同”。几年后，这位终于觉醒的老师向先生忏悔，讲出了这段短暂的“克格勃”历史，先生非但未予计较，后来还成了朋友。但是这样的“故事”难道不是再次的侮辱和伤害？是的，坎坷的生命历程让他看透了专制统治者的残暴、虚伪和奸诈，也看透了一些没人性家伙的嘴脸，二十多年专政的滋味他太熟悉了也太知道厉害了，他无力与之抗争，于是他总是忧心忡忡如履薄冰。他讲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访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袁和祥（袁世凯孙子、美藉华人）说，你还没到，不少报纸已来打听贾植芳何时到港……我一听，麻烦了，我是来搞学术的，别弄出什么事来。于是我就躲在学校专家楼上看书看杂志，很少出门。先生决不是胆小怕事，几年后先生到台湾参加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那里的媒体就大肆宣传，称他“风骨傲人”、“明灯不灭”、“风靡台北”等等，有人还想借他的“历史”做点文章，先生极为沉静地对他们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活了八十岁了，能在回
顾往事时觉得并未糟蹋人生，这就够了。他不愿意卷入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他心里清楚，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甚至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所以他说过，这个人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

先生越是步入晚年，他心头的阴影越显浓重，以至他看到诸如穿黑衣警察、监狱铁栅栏、手铐和脚镣的照片，竟会悄悄收藏起来。我敢肯定，那一定是触动了他心底那个柔软又脆弱的心结。他甚至对于颜色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敏感，前些年，他哥哥送他一件红色外套，他说，我是不会穿的。看到晚年先生的这种状态，我总想不要再让他有任何刺激，可他依然对《寻找林昭的灵魂》《夹边沟纪事》《中国文字狱》乃至《窃听风暴》等充满了兴趣，不断地询问这方面的最新信息。过了83岁，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活过毛主席了，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态？1997年后任敏得病以至成了植物人，可他每天都要到爱妻病榻边，抚摩着她的脸面，拉着她的手，同她说说话，他肯定地说，老伴听得到，她的手指活动了，她的眼泪出来了……后来，爱妻走了，他说半边天塌了，他再没人可以倾诉，每当夜深人静，他只有跟自己说话，于是他不停地记日记，写得比以前更多，直到生命结束前六天，他还没有放下那支笔。读读他在爱妻去世第二天（当天未写）的日记，或许我们就不难理解先生那孤寂和无奈的内心了：

她远行了，走向另一个世界——她会一步三回头地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道上踽踽独行，形单影只，所以昨夜全家每个居室大小灯光通宵明亮——为我亲爱的敏照路，也许她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徘徊，望着眼前的旧居怅惘、落泪……我亲爱的妻子，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您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和抢劫，这种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生活悲剧。

短短二三百字，“另一个世界”就出现了四次，或许那是对“这一个世界”的控诉和不平，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存生活的厌倦和无奈？先生的日记不是流水账，那是他的眼睛他的心灵，他真实的自我。几十年间连续不断的几百万言日记，是先生留下的最宝贵的生命遗产，它记录了一个夜不成寐守望良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苦闷，快乐和忧伤，同时也折射了我们这个社会从专制走向开放的阵痛和艰辛，他说过，我对官方从来没有一点幻想，对官位从来没有一丝期待，那是可以留给历史作为见证的。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有人能读到那不删节的日记，一定会像我们几年前读到普列汉诺夫的遗言、纪德和罗曼罗兰的日记一样，让我们惊喜和感叹。

先生说他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我以为这话不仅是指他狱里狱外经受的屈辱和苦难，更是指他内心的孤独苦闷无奈压抑和愤懑，他感恩上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自由的人格显示了他的高贵和坚贞，但是，他和西方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决不会在“晚霞中将一切抛弃”，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依然对现实生活的热点充满浓厚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关怀，他喝咖啡，他下馆子，他逛书店，但是他决不也从不忘记做人的本义，今天，如果要把他纳人主流意识形态来赞美他歌颂他，我以为不如忘记他。但是，我相信，历史一定不会忘记他——在喧嚣和浮躁的社会里，还有一个把人字写得那样端正的活到九十二岁的老头！

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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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战争岁月》对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其人其事的记述

魏响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写作组并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室：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终于打消了曾经有过的顾虑，鼓起勇气写这封信，斗胆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以下简称《岁月》）第三、第四两章中所涉及到的韩麟符以及郑丕烈、杜真生其人其事的记述提出质疑，并对质疑作出笔者自己的回答。

薄一波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把他七十年奋斗的经历，以“自传”的形式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对总结我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丰富党史资料“宝库”，推动党史教学研究；对进一步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教育“今人”和“后人”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笔者以为像《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这样的宏篇巨著，理应写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只有这样，才能使该书具有其与薄老资历、职务、在党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等相称的，应有的权威性。而“所谓权威性，主要是决定于事实的准确”。（1）

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原则，其中第四条就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李老多次叮嘱说：“对党史资料，一是要客观，一是要真实。客观，就是不要臆测；真实，就是要符合当时的实际，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历史是最讲真实的，要准确，要符合当时的实际，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2） “李老主张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写出本来面目。”（3）薄老自己也讲过“写回忆录，一是要慎重，要按照我们的传统，实事求是地来写。”他还说：“毛主席给我们立了一条，是则是，非则非，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个人的喜怒来搞。”（4）薄老还说：“一个事情，你讲的是这样，他讲的是那样，不一样，咱们查，从档案里头往往就查出来了”(5)。

     然而笔者在阅读《岁月》第三第四两章时却发现在这两章中对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这三个重要党史人物其人其事的记述，都完全背离了上述写人写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真实。笔者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

出于笔者的职业性格，也出于对中共党史出版社声誉的爱护（1998春为出版《绥远和平解放》一书，笔者曾与中共党史出版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担任该书责任编辑的霍海丹同志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严谨的工作作风，与待人的热诚，深为笔者所敬重）更是出于一种对维护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笔者不能面对错误的记述保持缄默。这就是笔者撰写此《信》的动机与出发点。

 

第一章

质疑《岁月》第三第四两章中对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其人其事的记述

《岁月》第111页说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因诈骗石友三巨额购置军火款被开除出党”。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从逻辑上讲不通。因为历史如果真的象《岁月》所述，那就等于是说，是顺直省委替石友三惩处了韩、杜、郑三人，从而出了“被诈骗”这口“恶气”。这样就引伸出又一个疑问，做为中共的一级组织——顺直省委，怎么会和一个军阀、政治浑浑石友三“沆瀣一气”，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呢？

《岁月》第110页写道韩麟符、杜振（真）生、郑丕烈“早已被开除出党”，第139页再次重复了“早已”二字。笔者以为这种不明不白，含糊不清的辞句，不应当出现在《岁月》这样严肃的长篇传记中——尤其它是薄老的《传》。

党籍标志着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韩麟符是李大钊亲自介绍，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他和李大钊一起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被当选为国民党第一、第二两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开创内蒙古（热、察、绥）早期党的工作，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待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涉及其党籍是否被开除，何时何地因何故被开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既然作为“史料”载入“史册”——《岁月》，就理应向“今人”和“后人”有一个准确无误的交待，而不应用“早已”二字一笔带过。什么叫“早已”？“早已”是指很久以前。然而当时（指1931年2月10日韩麟符等在天津被捕之日——笔者注）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即使是韩麟符于1923年入党旋即又被开除出党，那也不能说是“早已”。再把这个“早已”和韩麟符及杜真生、郑丕烈被“开除出党”的原因连在一起看，则又前后自相矛盾，更不能自圆其说了。按所谓“诈骗石友三巨额军火款”一事，发生于1930年1月(6)，如果这一事件果真是导致韩、杜、郑三人被“开除出党”的原因，那么他们被“开除”的时间，只能是1930年1月至1931年2月这一年中的某个日期。这样“早已”一说，也就自然不能成立了。

《岁月》第118页说韩麟符一伙在敌人法庭上声称自己就是共产党，“按当时的法律，被定为共产党的案子就成了政治犯，诈骗巨款大案的刑事罪就可以不再追究了。”这段文字似乎是告诉人们，国民党“当时的法律”规定，一种犯人只能判一种刑，不存在数罪并罚的法律条文。与这段文字相关联的第139页的另一段文字则更令笔者惊诧不已。这段文字承认“韩麟符1923年参加共产党，担任过内蒙特别支部书记”。（应是中共内蒙古特别委员会简称内蒙特委书记——笔者注）但笔锋一转，又说韩“早已被开除出党”。该段接着写道韩“看到军阀打内战需要军火，便同西北军石友三部的参谋长（应是外事参谋——笔者注）杜振声（杜真生）相勾结，说他们可以从国外买到军火，骗得（石友三——笔者注）40万现洋（比实际数目扩大了十五万元——笔者注），跑到大连去当富翁。”这里，不但把韩麟符说成是所谓“诈骗”石友三购置军火款的“主犯”，而且他杜真生、郑丕烈成了主动诱骗石友三的一方，军阀石友三反倒成了被动上当受骗的另一方。该段又说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等人不是政治犯，“而是一个诈骗集团”，当他们“跑回天津活动”后，“都被东北军（应是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笔者注）当作共产党抓起来了”。如此说来，是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学铭（张学良弟弟）犯了一个“错误”。他下令将“早已”不是共产党，而是“诈骗集团”的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等人当作共产党捕获，原来是一场“误会”——抓错了。

以下的一段文字写的更为离奇。它写道韩、杜、郑等“被捕后唯恐当不上政治犯，唯恐打不成‘共产党官司’。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定为共产党案，只要再来一次‘自首叛变’便可出狱，诈骗案就逃过去了；如果定为诈骗案，那就死路一条了”。 这段文字虽然写得隐晦，但笔者经过反复咀嚼，认真领会，还是大体上弄明白了其含义。它仿佛是说，刑事犯罪中的诈骗罪，其性质比政治犯罪——“共党罪”还要严重得多，在判决时要判极刑——“死路一条”；而政治犯——共党犯的性质反倒要轻——是“活路”，当然其前提是“再来一次叛变自首”。这大概也是那部“当时的法律”所规定的。无怪乎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被捕后要“冒充”政治犯，“抢”着“打共产党官司”了。如此叙述，笔者认为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笔者虽孤陋寡闻，阅历浅薄，没有机会看到那部“当时的法律”，但自信对中共党史的ABC还是略懂一二。历史告诉我们，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早有准备的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紧随其后，于同年7月15日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那时起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愿错放一个”(7)的大屠杀政策。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即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二万六千多人。党的早期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8)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革命在“全世界绝无而仅有的”(9)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陷入低潮。

    法律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将共产党“斩尽杀绝”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既定方针。这种方针必然要体现在他们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中。然而就在这种历史时代背景下，竟然冒出了一部对待“共党犯”（政治犯）比对待刑事犯中的“诈骗犯”要“宽大”的多的所谓“当时的法律”，岂非怪事？韩麟符等要“抢”着“打共产党官司”，他对打赢这场“官司”究竟有几成把握？打“共产党官司”就真的能找到“活路”——出狱？虽然《岁月》给这条“活路”加了一个限制词：“只要再来一次自首叛变”，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假设不等于事实，不能作为判断事物情节的依据。事实是韩在被捕后非但未自首叛变，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就连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一国共两党都知道的公开身份(10)都未承认。他仅仅承认“搞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结果仍被北平军分会以“共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1)为同狱政治犯中被判刑期最长者。郑丕烈以同样罪名被判八年。(12)杜真生亦被判有期徒刑，具体刑期不详。

《岁月》第156页写道：“当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栾（草岚子监狱的管理员——笔者注）让韩麟符与郑丕烈的妻子到他办公室里鬼混，得了很多钱，全部一人独吞了”，并把这一“秘密”看作是那个姓栾的管理员的“要害”，旁敲侧击，要挟栾，逼其“就范”，同时施以金钱收买，每月固定给栾四十元，使栾的收入达到其月工资的“两倍”。那个栾管理员终于“就范”，为那些“正宗”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服务了。

笔者在读罢这段文字描述后，在惊讶之余，又有一种想哭哭不出来，想笑又笑不起来的感觉。笔者认为把这种不可靠的“绯闻”当作真实的史料写入“史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岁月》这样严肃、理应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巨著的一种亵渎。文中说韩麟符为和郑丕烈妻子（李如冰——笔者注）“鬼混”，给了那个姓栾的管理员“很多钱”，试问这“很多钱”从何而来？难道韩能够将所谓“诈骗”石友三得来的巨款带进狱中？退一步、十步乃至千步万步讲，即使是韩确实有“很多钱”，这笔钱应该派作何用，韩不会不思考再三，作出明智的决定。他已经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重刑，未来生死难卜。他是用这笔钱去打通“关节”，争取出狱，以保存自己要紧，还是为图一时的“欢快”,用“很多钱”买通那个栾管理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拖着八斤重的脚镣(13)去和郑丕烈的妻子李如冰“偷情”？孰轻孰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韩麟符不会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再说，在那种环境中，他哪里还会有搞女人的兴致？

但是，这种“桃色新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一是来自敌人的造谣离间，在被押政治犯之间制造不和，以利他们各个击破；一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把韩麟符排斥于自己阵营之外，不承认韩是同志的另一部分政治犯也跟着一起起哄，给郑丕烈起外号叫“老黿”。(14)由此可见，在顺直期间形成的“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15)其影响之深之远。它不仅被带进了当年的草岚子监狱，而且沿袭至今仍未能彻底消除。这大概也是韩麟符蒙冤遇害，虽已追烈但党籍至今未能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说到韩麟符之死时，《岁月》第156页写道：“……郑丕烈对韩恨透了。他们出狱后，郑乘韩在山西榆次下火车时，当众将韩击毙。”这种写法与韩被郑丕烈刺杀身亡的真相大相径庭。笔者将就此一历史事件，在本文中专列一章，写明真相，以正视听。

 

第二章

笔者对“质疑”的回答

一、关于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是否“早已”被开除党籍的问题。

韩麟符未被开除党籍。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顺直省委内部纠纷不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历史背景下，受到了留党察看六个月，<